陈星聚(1819-1885)，字跃堂，临颍县城西南台陈乡台陈村人，曾任台北知府，抗击法国侵略军，保卫台湾，功勋卓著。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星聚中举，开始走向仕途。同治三年(1864年)任福建省顺昌知县，从此一生大都在福建做官。当时，全省各郡县社会治安混乱，顺昌县贼寇尤其猖獗，官吏兵卒凶顽，客民横暴，民不聊生。陈星聚走马上任后，刚柔并用，恩威兼施，对贪官污吏严加惩治，按律问刑，政风为之一新。他性情耿直，不畏权贵豪绅，体恤百姓疾苦，官民上下一体，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左宗棠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极力向朝庭推荐，交军机处记名并升用。《顺昌县志》说他“兴利除弊，政绩颇多”。

    他任闽县知县时，首先对该县以往的案件认真进行复查，使多年的积案冤狱得到及时处理，受到百姓称颂。当时福建省督抚说他是“纯儒循吏”，对其大加赞赏。

    后来，英法军队要在福建沿海强筑炮台，严重威胁我国海防安全，陈星聚虽官小职微却敢据理力争，提出抗议，因而得罪于“洋人”被清政府调往仙游。

    同治十年(1871年)，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刚上任，他就接到百姓举报：粮胥利用征收皇粮的机会，短称缺两，横征暴敛，利用职权坑害百姓，民愤极大。经过调查，陈星聚掌握了大量证据，将为非作歹的粮胥一一严加惩处，多年的积弊豁然澄清。一时间民声沸腾，街头巷尾都在传颂着新来县官的事迹。他还亲自主持选拔童子军，不论出身，唯才是用。所以他的童子军大多出身寒门，德才兼备，英勇善战。

    光绪四年(1878年)陈星聚任台北知府。当地有一陋规，人死后，必须向官府交纳“埋葬税”，否则尸体不准运出家门。很多穷人家人死后，无钱交税，只好把尸体放在家里腐烂发臭，民怨厚积。陈星聚上任后，立即废除“埋葬税”，并规定：凡家中存有尸骨者，限三天之内一律运出埋葬，过期不埋者，加重罚款。这一举措，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清朝未年，英法等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中国，台湾也受到威胁。陈星聚看到形势紧急，便联合台湾各界人士，修筑台北府城池，加强练兵。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又竭尽全力筹集款项，购置弹药武器，招募青壮年扩充军队。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战火漫延到台湾。九月，法军二次进攻基隆，基隆失守。陈星聚积极主战，屡次向台湾巡抚刘铭传建议夺回基隆，未被采纳。接着，法军又兵分两路进攻台北和淡水，台湾与大陆海运被封锁，交通被阻隔，台北形势十分危急。他多次电请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兵救援未果。时年已68岁的陈星聚决心与台北共存亡。他带着妻子儿女来到后花园水井旁，告诫妻儿：“吾家誓与台北共存亡，如若法军破城，决不苟活。”安置好妻儿，陈星聚愤然提枪守在城门，高呼：“守我国土，打倒法贼！”日夜督战指挥。台北军民见知府如此气魄，士气大振，个个坚守阵地，寸步不让，与法军誓死搏斗，终于打退了法军的多次进攻，守住了台北。

    但懦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在镇南关大捷后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陈星聚得知后，气毒攻心，背部毒疽发作，忧愤而死，终年68岁。

    陈星聚死后，台北各界人士感念他为官清正，勇御外寇，就在台北为他修建了一座“陈公祠”，同时联名奏请朝廷，对他晋级表彰。清政府追封陈星聚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他的遗体由台北运回故土临颍安葬，当地人民为纪念陈星聚，就把他的家乡陈村改名为“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