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里是汉政权依赖的重要基础，一乡一里的治乱尽管不至于对政局产生太大影响，但乡里治理的整体水平却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安康或动荡，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治乱。秦末征发闾左服徭役，成为引发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依王子今、张汉东等学者考证，“闾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注：参见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汉东：《闾左新解》，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对闾左的征发，直接动摇了基层乡里政权的支柱，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的土崩瓦解。

    在汉初社会，作为政府异己势力的游侠一度颇盛，同时也是豪民阶层异军突起之时。豪民同汉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从实现社会安定，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论之，却始终是王朝政治的对立因素。因为豪民势力的壮大，不仅瓦解小农经济，腐蚀社会政治，破坏封建法治，败坏社会风俗，而且其影响还远远超越乡里范围，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结党谋反，或武装对抗，从一种王朝政治的潜在威胁质变为公开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缗以前，豪民阶层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生产性投资也局限于开矿、冶铁、煮盐、铸钱等部门，兼并土地的问题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说法。在此条件下，豪民对乡里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的商品冲击、高利贷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农直接扫地出门者寡，故这一时期流民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汉初以来的“三选七迁”，通过对关东地区豪民势力的阶段性扫荡，也使豪民对社会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使豪民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但其消极影响也不能低估，所谓“民无所牟大利则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产业”（注：《史记·平准书》。），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费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资金大量回流农村，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豪民买通、权钱结合、对乡里政权的控制也步入一个新阶段，其势虽因宣帝的选用能臣良吏而暂时受到遏制，但这种结构性变化却终难扭转。

    西汉建国以后，一直坚持把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迁至关中，置于诸陵。迁豪虽不损害其赀产财物，但却有效地翦断了他们在关东地区盘根错节的地缘联系，而且，徙至关中后，依法又不得族居（注：《谢承后汉书·郑弘传》云：“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载《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进一步割断了他们的宗亲血缘纽带，这不仅减轻了关东地区土地兼并的压力，同时也滞缓了豪民在关中地区乡里势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间杜林所论：“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削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注：《东观汉记校注·杜林传》第14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而元帝放弃迁豪不久，即出现“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注：《汉书·陈汤传》。）的严重局面，乡里政权排解纠纷、组织生产、赈灾扶贫等行政职能丧失殆尽，农民破产流亡的势态一发而不可收。

    早在汉初，豪民为结党营私，扩大势力范围，即“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注：《贾谊集·时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宣、元以后，“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注：《汉书·赵广汉传》。）更为普遍，或“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注：《汉书·何并传》。）；或“通邪结党，挟养奸轨……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显而易见，元帝之所谓“宽政”，不仅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强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长吏往往受制于小吏豪民，地方大姓、乡里豪民把持或左右乡里甚至郡县政权的格局逐渐形成。对此，崔寔作《政论》评说：“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注：《后汉书·崔駰传附崔寔传》。）

    当然，我们将豪民规定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是就其基本特征来划分的，如果从整个社会阶级关系变动的宏观角度观察，豪民实际上是一个界于官民之间不断流变的地方阶层，它既能破落为一般民户甚至取庸为奴，又能通过各种途径为官，尤其是一些拥有前代名门望族渊源的豪民，或因时际遇而显赫一时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其上升趋势来说，汉代豪民的最终归宿是逐渐同官宦之家合流，进而演变为以大地产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如南阳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这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整体动态，而非一个个具体个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转化的历程中，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为其提供了一次天赐良机。在反莽斗争中，先有钜鹿著姓马适求（注：马适氏为钜鹿著姓，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受牵株连的“郡国豪杰数千人”（注：《汉书·王莽传》。）；后有刘氏宗族、州郡长吏、地方大族四处并起，从而促成了豪民与士大夫集团的合流。其中许多家族历久不衰，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前身。刘秀度田失败后，东汉政府基本放弃了遏制和打击豪民势力的措施，西汉以来豪民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历史不再重演。东汉中后期，随着官宦士大夫的门阀化，新生的豪民地主就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阀阅功劳、门第族望已成为选官的主要依据，势族、单门之间的界限虽不似魏晋以后泾渭分明，但已成为社会上评定人物的标准。所谓“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在前”（注：王符：《潜夫论·交际》。）。赵壹有感于此，作《刺世疾邪赋》曰：“法禁屈挠于执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注：《后汉书·文苑列传》。），可谓入木三分。

    在此条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间又被挤压到地方乃至乡里，他们的政治出路尽管渺茫，但势力仍然炙手可热。他们广占田园，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亲宾客一身二任，组成半公开性质的私兵。对这些遍布全国的“土豪劣绅”，不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乡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长吏也惧其三分。他们在支持刘氏政权时，无疑是汉代“专制政治的基础”，而豪民势力所固有的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最后成为汉末军阀架空朝廷、火并厮杀所依赖的基本社会力量。（原标题：汉代豪民：介于官民之间的地方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