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莽未动用一兵一卒就能够在万民拥戴下轻易夺取汉家江山，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但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权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结构几乎没有触动。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政权其实就是西汉王朝的借尸还魂，西汉末年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新莽政权中依然存在。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看，新莽政权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其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作者：陈忠锋（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原题：《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秦之败亡，还是王莽身灭，都是治史者颇感兴趣的话题，至今不衰，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秦之败亡多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从而得出秦亡于暴政的结论①，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总有千人一面之感。近年来，王绍东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秦文化的特点，揭示秦朝遽兴遽亡的历史文化因素②，颇有新意；对于王莽，学者也多从文化史的角度探究其兴亡，如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西汉中后期的政局变动探讨了王莽代汉、王莽变法和变法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而将秦亡和新莽败亡联系起来考察的，学界并不多见。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③，笔者拟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来探究二者遽兴遽灭的共性。

    所谓统治模式，亦称政治模式或政府模式，都是指政府体制或职能。秦统一全国后，秦的政府体制及其职能较之战争时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沿用战时体制，以“法治”为内核，以镇压为政府主要职能，无论是秦始皇还是秦二世都没有适时地转型统治模式，结果二世而亡；王莽建立的新朝是汉末政权的延续，它不但容纳了汉末统治模式的所有弊端，甚至变本加厉，王莽虽然进行了种种努力，试图转型统治模式，但新朝已经丧失转型统治模式的所有空间，结果也一世而终。东汉班固曰：“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①南朝史学家沈约也有类似感叹：“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②无论是班固还是沈约都把秦政与王莽“新政”，始皇与王莽放在一起加以对照，试图找出二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③的共同原因，这的确是个有价值的话题。但我以为二者绝不能等量齐观，它们形异神亦异。

    二、秦政与秦之败亡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国很快就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法治思想开始在秦国大行其道，“故自商鞅变法以后，法家思想亦逐渐成为秦国的立国精神”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更将法家学说作为主导的治国理念，让李斯主持修订法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⑤。但结果却二世而亡。秦的遽兴遽亡给汉初统治者以强烈震撼，总结秦亡教训成为汉初统治者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汉初“三贾”（陆贾、贾山、贾谊）各自提出秦遽亡的原因以及使汉朝长治久安的施政方略。陆贾提出了“马上马下”说和“逆取顺守”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⑥孝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⑦。贾谊则提出“攻守异势”说：“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⑧无论是陆贾、贾山还是贾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秦始皇虽然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天下，但是如果秦始皇在国家统一后能转变统治模式，从法治转向儒家王道政治，秦朝的历史一定会完全不同。

    对于“逆取”说，我不敢完全苟同。“逆取”的字面意思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这里主要指武力夺取。其实武力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不再展开。然而“顺守”说、“攻守异势”说则能给我们深刻的启发，这实际上已经言及到了统治模式转型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

    其实，秦统一全国后，的确有两次绝好的统治模式转型机遇。第一次是在统一后的初期。其一、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战乱，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政府能够转变政策，行仁政，去法治，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这是统治模式转型的良好群众基础。“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⑨其二、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统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局面也为统治模式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上两点学者们已有论述⑩，不再赘述。

    还有几点应引起人们格外注意：其一、充分的权力保障。在统一战争中秦始皇树立了巨大的个人威望，也为他在全国推行新模式提供了权力保障。其二、君臣关系相对和睦。秦朝在立国之初没有大肆屠杀功臣，没有出现后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因此君臣关系相对和睦。蒙恬对秦王朝就绝对忠诚，即使在秦二世赐他死时，手握重兵的他都没有反抗朝廷①。加之，秦朝初年吏治尚未腐败，“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②。阎步克认为：“其吏治也并不腐败，其吏员的士气和效率看上去甚至还是相当之高的。”③这为秦模式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初阶级矛盾还不十分尖锐，土地兼并也不十分严重。这为秦始皇转变统治模式提供良好的土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秦始皇没有顺应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实现模式的转型，继续沿用法治模式，甚至变本加厉，走向其反面。“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④这里的“其道不易”、“其政不改”都证明秦朝统治者实现统一后，仍然采用战争时期崇尚武力，以法治为主的治国模式，实行暴虐统治，使秦民大失所望，秦朝也走上了自我灭亡之路。

    第二次是在秦始皇去世之后。苦难中的秦民又把希望寄托在秦二世身上，渴望新帝能够转变政策，行仁政，“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⑤历史再次赋予秦王朝新的机遇，只要秦朝能转变模式，完全可以实现王朝的中兴，后世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汉武帝统治时期，穷兵黩武，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几乎走亡秦之路。正如司马光所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奢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⑥。然而，武帝能及时转变统治模式，晚年实施三大措施，其一是征和四年下“轮台罪己诏”，罪己谢天下，求得人民谅解；其二是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思富养民；其三是让霍光辅佐幼帝，“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⑦，西汉成功实现统治模式的转换，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反观秦代即位的秦二世没有把握住历史赋予他的机遇，继续奉行秦始皇的暴虐政策，有一组材料可以证明二世的统治较之于秦始皇未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变本加厉：“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⑧；“刑者相半于路，而死人日积于市”⑨；“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⑩；“秦二世尚刑而亡”。此外，秦二世还迫使公子扶苏，大将军蒙恬自杀，将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碟死於杜。丞相李斯被腰斩。结果导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的局面。二世对功臣和皇室的大肆屠杀使统治阶级内部瓦解，对人民的暴虐又使他失掉了最后的群众基础。秦朝也彻底丧失了模式转型的最后机遇和空间，走上二世而亡的道路。

    也有学者认为，秦统一后实现统治思想和政策转变的可能性太小了。主要理由是：其一，秦灭六国后，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这从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可见），客观形势不允许它去实行仁政；其二，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没有儒家的传统；……其四，秦国是靠法家起家的，它灭六国也是靠的法家，秦国和秦始皇的经历使他们认为法家有用，要他们在统一后立即弃法用儒，是根本不可能的①。这些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形势复杂，无儒学传统。所谓的这些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实际上，秦初面临的形势远没有汉初复杂。秦初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边患和六国复辟势力。而汉初既有边患危机，更有内部功臣将领的割据势力以及诸侯王国势力的日益坐大而形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正如贾谊所说：“（汉初）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②第二个理由更站不住脚，汉初君臣多起于草莽，更无多少文化可言，高祖刘邦也是起自民间的“布衣无赖之徒”。然而，正是这批“少文多质”的君臣，却实现了从“秦政”到“汉政”的伟大转型（当然汉代的统治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汉代的统治模式也有三次转型），奠定了近四百余年汉朝江山的政治根基。可以这样说，和平建设时期到来之后，借口种种理由，继续沿用战时的极权模式，拒绝转型统治模式，只能加速新政权的崩溃，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中外皆有，概莫能外。

    古往今来，谈论秦亡的人何其多也。但大多数都将秦亡的罪责归结在秦始皇和秦二世身上，甚至从二人的性格特征、气质解析秦亡的也大有人在，这似乎过于疏阔，而且很容易滑进唯心主义的泥潭。徐复观说：“但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下，纵使皇帝不是秦政一样的刚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戾自用。”③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性格其实是社会政治模式、专制制度“异化”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的性格“异化”成秦暴政模式。秦始皇和秦二世没有顺应时代的要求完成统治模式的转型，这才是秦遽兴遽灭的根本原因。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解读秦亡的原因无疑能给我们新的线索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