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确立并广泛传播的时期，特别是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以经治国的理念日益强化，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几乎被绝大多数官员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循吏身上比其他官员显示出更浓烈的儒学情结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行政观念、为官做人准则比较接近儒家思想。

    本文摘自：《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作者：孟祥才，原题：《论两汉循吏的儒学情结》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列传》。在该传中，他劈头写下的几句话是：“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修身者，官末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司马迁看来，循吏就是本法循理之吏，尽管法令刑罚是治民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循吏为政治民却主要不靠法令刑罚之威严，而是靠循理的教化。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只记载了五个先秦时期的人物，即楚相叔孙敖、石奢、郑相子产、鲁相公仪休、晋文公的理官李离。不知什么原因，西汉的循吏一个也未入传。倒是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所记述的10多个人物全部出自西汉。司马迁之后，历代正史大都沿用了《循吏列传》这一模式对此类官员加以记述和褒扬。只是名称有些变化，除继续用“循吏”外，也用“良吏”、“能吏”、“清官”等名目。

    《汉书·循吏传》所提及的循吏有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严延年、张敞、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共16人。其中，董仲舒、公孙弘、儿宽、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张敞、郑弘8人自有传。严延年列在了《酷吏传》，吴公在《贾谊传》中提及。《循吏传》记载的只有文翁、王成、朱邑、黄霸、龚遂、召信臣6人而已。《后汉书·循吏传》记述的人物较多，计有卫飒、茨充、任延、钖光、王景、秦彭、王涣、谭显、任峻、许景、孟尝、第五访、刘钜、刘宠、仇览、童恢，加上自有传的人物如杨震、羊续等，大约20人左右。

    两汉时期的循吏，尽管官职高低不同，品性千差万别，结局亦各式各样，但因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条件、思想文化环境基本上相同，因而他们的思想倾向、行为模式、做人准则、治政抚民理念，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确立并广泛传播的时期，特别是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以经治国的理念日益强化，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几乎被绝大多数官员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循吏身上比其他官员显示出更浓烈的儒学情结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行政观念、为官做人准则比较接近儒家思想。

    两汉循吏中有不少人出身儒生，或受过较系统的经学的教育。如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起家，是两汉新儒学——经学的奠基者，是先秦以后对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大师之一。公孙弘以治《春秋》杂说起家，是两汉以儒生入相的第一人。儿宽先从欧阳生学习《尚书》，后入太学，师从孔安国学习经术。赵广汉出身郡吏，以“举茂才”任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与儒学关系十分密切。尹翁归“晓习文法”，也显出与儒学有缘。韩延寿“少为郡文学”，也有相当的儒学修养。其他，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朱邑“举贤良为大司农丞”，龚遂“以明经为官”，召信臣“以明经甲第科为郎”。只有王成未记其学养，黄霸“少学律令”，可能与儒学的关系稍淡。东汉的循吏中，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有给”。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王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深沉多伎艺”。秦彭笃信经学，崇“好儒雅”。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许荆“举孝廉”。孟尝“策孝廉，举茂才”。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有间暇，则以学文”。后“察孝廉，补新都令”。刘矩“少有高节”，举孝廉。刘宠之父是博学的“通儒”，他“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仇览“少为书生，淳默”。杨震出身于世宦之家，家学渊源，其父杨宝“习《欧阳尚书》”，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以上史实表明，在两汉“以经治国”的原则逐步确立的前提下，在儒学与“禄利之路”已经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在“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的社会风气里，两汉官吏大都具备一定的儒学素养，这既为做官所必须，也成为一部分人的自觉追求，循吏与其他官吏的区别在于，他们学习儒家经典，不是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是作为“修齐治平”的行动指南，笃信而实行之。

    指导两汉循吏做官行政的重要理念是民本思想。这一理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的观念。孔子则以“仁者爱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富之”、“教之”等，大大丰富了民本思想。孟子将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理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主张“治民恒产”，“五口之家，百亩之田”，薄赋敛，轻徭役，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以“舟水”喻君民关系的观点：“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两汉儒生对民本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如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两汉的循吏大都本着“爱人以德”的观念，贯彻“德主刑辅”的行政原则，坚持以教化感民，不以杀伐为威，实行宽松缓和的治民之策。他们为百姓的生计着想，为百姓的冷暖操心。一方面注重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使百姓尽量得到较多的收获。另一方面又轻徭薄赋，节俭省刑，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在凶年恶岁，则想方设法，救灾减灾，尽量减少百姓的损失和痛苦。如文翁为蜀郡太守时，“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还存留着浓厚的“蛮夷之风”，于是一面选拔人才送京师太学读书，一面“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入校学习，从而大大提高了蜀地官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黄霸为扬州刺史时，“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他“力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朱邑年轻时任舒县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龚遂年70岁时被任为渤海太守，其时该地发生了百姓反抗官府的起事。就任前，宣帝问他如何“息其盗贼”，安抚百姓时，龚遂认为该地百姓起事的原因是“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要使他们放弃与官府对抗，只能缓，不能急。在从宣帝那里讨得“便宜行事”的许诺后，龚遂单车赴任。至渤海郡界，遣还迎接他的官兵，“移书勅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鉏鉤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接着，又“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使渤海一郡重新恢复了秩序与生机。召信臣为上蔡长时，“其治视民如子”。任南阳太守时，“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又“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结果是“其行大化，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东汉循吏继承西汉循吏的传统，每个人在任上几乎都为百姓办了些好事。如卫飒任桂阳太守时，因该地距中原偏远，百姓“不知礼则”。他下车伊始，即“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以后，他又组织凿通山道五百多里，列亭传，置邮驿，为含洭、浈阳、曲江三个边远县省却了沉重徭役。其后，茨充代卫飒为桂阳太守，“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其利益焉”。任延为九真太守时，“九真俗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子二十至五十，女子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任延后转武威太守。“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王景与王吴共同治理黄河，使泛滥多年，危害极大的黄河中下游，即自荥阳至千乘免除水患。王景任庐江太守时，督率吏民，重修战国时楚相叔孙敖修建的芍陂，“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秦彭任山阳太守时，“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大力提拔重用好学明礼之士，“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