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荆任桂阳太守时，该地“风俗脆簿，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延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孟尝任合浦太守时，“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是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耻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末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第五访任新都令后，“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后升任张掖太守，遭遇“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盗贼。”刘矩任雍丘令时，“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遣者，皆推寻其主。”刘宠任东平令时，“以仁惠为吏民所爱”。后转任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仇览为浦亭长时，“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有限，鸡豚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童恢任不其令时，“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吏若称其职，人行其善者，则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净，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入归化，徙居二万余户。”

    两汉循吏虽然主张“德主刑辅”，以教化导吏民向善，但也并非不重视法禁的惩治作用。这一点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儒家代表人物从来不否定法禁的作用。孔子提倡“以直错枉”。荀子主张对悖乱行为“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两汉循吏中不少人兼习文法，对国家的各种法令条规非常熟悉。面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他们也敢于出手严惩，决不姑息养奸，同时又能公平执法，避免草菅人命。如西汉公孙弘认为游侠郭解蔑视国家法律禁令的行为决不能姑息，建议族灭他的全家。这对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是有好处的。儿宽、黄霸在行政中也敢于以刑罚打击恶势力。东汉任延任武威太守时，该郡将兵长吏田绀为“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将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及聚合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王涣任温令时，“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后任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摘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永和年间，又有任峻任洛阳令，他“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孟尝任会稽郡户曹吏时，碰上上虞寡妇的冤案。该县一寡妇侍养其婆母至孝。婆母年老寿终后，小姑“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孟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后换了殷丹做会稽太守，孟尝即至郡“具陈寡妇冤诬之事”，殷丹重新审理该案，为寡妇平反，“刑讼女而祭妇墓”。两汉的循吏与酷吏都重视刑罚的作用，认识到法律对于维护国家尊严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所不同的是，酷吏执法特别严苛，有时公然在执法时违法，甚至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而循吏则是德主刑辅，以刑罚作为教化的补充，同时坚持公正执法，平反冤案，执法中也充满人情味。

    儒家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坚信“身正令行”的为政之道。两汉循吏大都具有严格、强烈、自觉的自律意识，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努力塑造道德完人的形象。他们忠于君王，忠于职守，忠于国家的各项政纪法规，公正执法，清正廉明，自奉简约，生活清苦。如朱邑“为人谆谆，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无余财”。宣帝下诏表彰他“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修之馈，可谓淑人君子”。任延拜武威太守时，光武帝亲自召见，劝他同上级搞好关系，“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宠任会稽太守时，政绩卓著，特别是解决了以前官吏扰民的许多苛政，得到百姓的衷心拥载。在升为将作大匠离开会稽时，百姓万人恭送。其中有山阴县“尨眉皓发”的“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间出”，每人带一百钱执意送给刘宠。刘宠非常感动，慰劳他们说：“父老何自苦？”他们回答说：“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刘宠听罢，愈加感动，动情地说：“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于是从每人手里选一枚钱留做纪念。刘宠入京后，一路高升，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等高官，但一直“清约省素，家无货积”。由于他一贯穿着朴素，外出办事更是轻车简从，因而不熟悉的官员简直认不出他是京城的高官。有一次他从京师出发去外地，有关部门通知沿途亭舍接待。可他们一行到一亭舍欲休息时，竟遭亭吏拒绝，理由是“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止”。其实自己正是他们要接待的官员。面对拒纳，刘宠不加辩白，“无言而去”。最典型的应数杨震。他被任命为东莱太守后，由京师赴任路经昌邑（今山东金乡）。此时的昌邑令王密正是他当年任荆州刺史时举荐的茂才，他对杨震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今日得见，很想对师尊有所表示。于是“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生气地质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悄声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只得羞愧而出。杨震又转任涿郡太守。由于一直廉洁自持，家属都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东汉还有一位羊续，事迹堪与杨震媲美。他任南阳太守时，“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赢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内，妻自将秘行，其资藏唯有布衾，敝袛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羊续官声甚佳，后来汉灵帝欲以羊续任太尉。按当时的惯例，正式任命下达前，被任者必须输东园礼钱千万，算是对皇帝的孝敬。届时，令中使前去升迁者之家，监督钱入东园。“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中使至羊续家，满以为会满载而归。可遇到的是羊续不亢不卑的面孔，他“举缊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中使回复灵帝，羊续的太尉之职也就泡了汤。两汉循吏们之所以都能自奉简约，生活清苦而又心理安然，不以为苦，就在于他们自觉真诚地追求儒家设定的“仁人”境界，能够以严格的自律规范自己的行动，视名誉为第一生命。不仅能够抵拒财富的诱惑，而且能够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还以杨震为例。他后来历官司空、太尉，达到东汉官吏的最高级别，可是此时的东汉政治已步入外戚、宦官交替擅权的恶性循环。杨震数次上书，要求对外戚宦官的横行无忌、贪残枉法加以裁抑。宦官樊丰与大将军耿宝勾结起来，诬陷杨震对皇帝“深用怨怼”。昏愦的安帝即下诏令杨震罢官“遣归本郡”。杨震自洛阳西行返乡，走至城西几阳亭，决心以自杀表明自己的清白。他悲愤地对儿子和自己的学生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显然，杨震以自己对生的执着和死的无悔实践了儒学“知其不可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理念。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相信，以德治国，以德行政的人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绩卓著者也会名闻遐迩，“在邦必达，在家必达”。由于两汉循吏在任上大都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更加上不枉不贪，清贫自守，在贪残枉法成风的社会里就犹如清水芙蓉，展现出无限的魅力，因而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和倾情歌颂。正如《汉书·循吏传》所做的评论，他们“所居民富，所去见思，尘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然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如文翁死后，蜀“吏民为之立祠堂，岁时祭礼不绝。”朱邑因起自桐乡啬夫，他了解桐乡百姓对自己的感情。死时嘱其子葬自己于桐乡。果然该地百姓共为他“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甚得吏民爱戴，“号之曰召父”。任延任九真太守四年后调回洛阳，九真百姓不忘他的功劳，“生为立祠”。王涣死于洛阳令任上，消息传出后，“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称奠醊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槃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亨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许荆为桂阳太守十二年，“父老称歌”。死后，“桂阳人为立庙树碑”。孟尝为合浦太守，因病离职时，“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循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刘宠任东平陵令时，“以仁惠为吏民所爱”。后因病辞官时，“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百姓对循吏的怀爱和追思完全出于至诚，因为在他们倍受官府压榨盘剥的生活阅历中，循吏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公平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以及比较顺畅的喘息的时机。在广大百姓自己不能代表自己而渴望好皇帝和好官在上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的时候，循吏自然成为他们崇拜与讴歌的对象了。两汉皇帝也表彰循吏，多次下诏将他们树立为百官的楷模。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循吏才能使治下的百姓安心生产，为封建国家提供源源不绝的赋税和徭役。汉宣帝一席话道出了所有皇帝的心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为良二千石乎！”然而，在封建皇朝数以万计的官僚队伍中，循吏犹如凤毛麟角，实在太少了，两汉四百多年中载入《循吏传》的官员不过40人。所以东汉的邓太后也在诏书中慨叹：“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封建皇朝的官僚体制是一个大量产生佞臣的机制而不是产生循吏的机制。主要依靠个人严格自律产生的循吏也就只能寥若晨星了。

    应该说，儒学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哺育了两汉为数甚少但足可做历代官吏楷模的循吏，循吏则以自己的行政实践和人格魅力展示了儒学精华的光辉。二者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共同绘制出两汉官场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