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政”与王莽身灭

    当前，人们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对王莽的败亡，自古以来却是高度的一致，“复古说”、“逆流说”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王莽新朝的政府体制及其职能（亦即新朝的统治模式）较之西汉末年未有根本的变化，汉末出现的社会危机是这一统治模式出现严重问题的集中反映；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从表象看是试图转型统治模式，然而，由于新莽政权建立的特殊性，在这种政权下大规模的制礼作乐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统治危机，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新政”不是王莽政权败亡的必然原因，王莽只是西汉末年地主阶级腐朽政权的殉葬品而已。

    1.汉末的社会危机

     西汉末年，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宣帝以后，西汉国运开始衰落。元帝沉溺于声色，奢靡无度，成帝刘骜治国无能，荒淫有术，哀帝则癖爱男色董贤，赏赐动辄千万，董贤死，家财竟达四十三万万钱。王船山感慨地说“夫失天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为之”④。公卿贵戚、官僚贵族也竞相淫侈，贪赃枉法，吏治混乱之极。元帝初即位，匡衡就上奏说：“今天下俗财好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①成帝时，王氏家族更是权倾朝野，声威显赫，把持朝廷要职，作威作福。“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②哀帝时佞臣董贤，靠着皇帝的宠幸，极尽腐化堕落，“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③。西汉地主阶级的腐化，吏治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至此西汉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尽失人心，王朝大厦的根基已经动摇，行将倾覆。农民的奴化流亡也相当严重。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必然建立在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之上。一般说来，统治阶级越富有，被统治阶级越贫困，他们之间成反比关系。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与土地兼并现象相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失去土地后的农民，要么流亡、要么沦为奴婢、要么成为佃农，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必然规律。成帝时“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④。哀帝年间更是出现了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悲惨局面⑤。西汉末年，加之自然灾害较多，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危及西汉统治秩序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成帝阳朔二年，“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⑥。哀帝建平三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⑦。破产流亡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难以准确统计。但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赈济和安置，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从而对西汉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广大的贫民问题，流民问题，当然是政治上的最严重，最根本的巨大问题，也即是政治上所应首先解决的问题。”⑧而西汉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对政府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暴动就成为他们向政府表达不满的主要手段。哀、平年间，流民暴动非常频繁，而此起彼伏的流民暴动又证明了西汉政权已经彻底丧失人心。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农民阶级破产流亡或卖身为奴婢，形成与地主阶级无法调和的矛盾。西汉皇帝都认为“亦极乱耳”⑨，汉成帝也哀叹“不救之患日寝屡深”⑩。西汉王朝已黄昏届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是谁也挽救不了的，“像西汉后期五德所论，该换德了，就是隆德积善，也不能改变改朝换代的命运”。

    2.“新政”与王莽败亡

    王莽未动用一兵一卒就能够在万民拥戴下轻易夺取汉家江山，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但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权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结构几乎没有触动（仅皇室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只需要看看王莽的政府组织是如何构成的，就可知道新莽政权的实质：“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余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①王莽政府集团中的辅国重臣王舜、刘歆、平晏都曾经在西汉为官，统治阶层的政体利益除了前朝宗室外，基本上没有触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政权其实就是西汉王朝的借尸还魂，西汉末年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新莽政权中依然存在。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看，新莽政权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其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从一般意义上说，改革与革命都是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然而王莽“新政”，却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采用错误的方式，进行的一次错误的社会改良”②。可以这样说，王莽不改革是等死，适度的改革是缓死，剧烈的改制只能是速死。然而“性躁扰，不能无为”③的王莽当然也不甘平庸，高举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以“先王之制”为模式，全面改造新朝社会，在经济上：进行剧烈的土地变更、频繁的货币改革、细密而又严厉的工商管理改革；在政治上，进行官制、爵制、行政区划等等改革。对王莽“新政”，钱穆先生有一段赞叹词：“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④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相反只能加速新莽的败亡。所谓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削弱或剥夺利益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因而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对，更可怕的是王莽“新政”还要由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执行，后果可想而知，他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损失转嫁到人民群众的头上，许多很好的措施反而成了残害人民的工具，王莽的善政也变成新的暴政。其结果只能是加速灭亡。

    综上所述，王莽“新政”与王莽的败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王莽不改革，新莽政权一样会灭亡，因为历史没有赋予新莽政权转型统治模式的任何空间了，王莽从刘汉王朝手中接过来的就是一个危机四伏、不可救治的烂摊子，王莽只是西汉腐朽政权的替罪羊罢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本不是统治阶级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王莽之前有人提出的种种改良方案均未能实现，就已证明了这点。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来看王莽的败亡，比单纯从“复古说”、“逆流说”更能让人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认清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也能给我们解读王朝兴衰以新的线索，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原标题：王莽新朝一开始就背负了西汉的原罪 灭亡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