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治上直接参掌乡里政权。

    乡官大多有位无禄，有秩、啬夫、游徼等虽为郡县属吏出任，但却“职斯禄薄”，斗食而已。惟其如此，乡以下职务一般为士人所不齿。如郑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后“遂造太学受业”（注：《后汉书·郑玄传》。）。但乡官毕竟是广大农村的头面人物，众望所归，还有机会迁升为郡县属吏，乃至地方长吏，故也不失为豪民从政之一途。但由于正史所收传记人物，无非帝王将相，对其履历于“正途”之外又往往缺笔，这就为我们查证豪民出任乡官的事实造成极大困难。汉代以“孝”治天下，“孝”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村社组织中具有极强的凝聚作用，故汉政府对“掌教化”的三老非常重视。刘邦早在即位的次年就下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注：《汉书·高帝纪》。）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致仕的官僚（蜕变为豪民）、儒士、豪民多出任乡、县三老，如武帝朝的绣衣御史王翁孺解职后为魏郡元城委粟里三老（注：《汉书·后元传》。）；出身世代豪吏的赵宽为浩亹三老（注：《东汉三老赵掾碑》，载《文物》1964年第5期。）；南阳豪民地主樊重因“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被推为乡三老。三老虽无具体行政职责，但位尊身荣，豪民出任三老，便身价倍增，除享受免役、赏赐等特权外，也为本宗、本族营造出一个声威加于乡里的势力氛围。

    乡啬夫是豪民争仕的又一职务。乡啬夫虽贱为斗食，但掌握一乡的徭役摊派、赋税征收、监督户口等大权，直接决定着管内民户的命运，声威有时远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陈留外黄乡啬夫，“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注：《汉书·爰延传》。）。乡啬夫还可迁为郡县属吏，经察举等途径成为国家正式命官，如鲍宣初为渤海高城县乡啬夫，“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注：《汉书·鲍宣传》。）。一代名臣张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注：《汉书·张敞传》。）。其余如朱邑、第五伦、爰延、郑玄、郑宏等，均由乡啬夫起家。豪民从政，除赀选、察选及买爵贩官而外，也往往把啬夫作为仕进的跳板。他们从乡里政权入手，再出仕郡县右职，进而和士大夫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牢固的地方权力格局。我们从《隶释》所见碑文可知，东汉时期，郡县掾史基本为“乡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权在制度上职在郡守，而“三互法”却使郡县功曹成为实权人物，汝南太守“主画诺”，南阳太守“但坐啸”（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谣言就一语破的。在此条件下，士族——豪民一体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进的途径虽然扩大，但仕进的覆盖范围却日趋狭窄，如山阳湖陆人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注：《后汉书·度尚传》。），而《续汉书》却说“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则知他“不为乡里所推举”的根本原因乃“家贫”，而非“不修学行”。

    第二，经济上间接左右乡里政权。

    豪民在乡里的影响更以侵陵小民、广占田园、放债畜奴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师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议”都是针对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注：《汉书·哀帝纪》。）而发；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也在官贵豪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破产；刘秀“度田”失败后，占田无限，更使得“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问题愈演愈烈。

    豪民拥有雄厚的财力，因在乡里气指颐使、偷税抗税、辜榷奸利、大放私债，间接地左右着汉代的乡里政权。“辜榷”即垄断商品交易，“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注：《盐铁论·禁耕》。），《后汉书·孝灵帝纪》引《前书音义》曰：“辜，障也。榷，专也。谓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班固称这种行为是“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注：《汉书·货殖传》。）。豪民辜榷由来已久，灵帝光和四年置*[马+彔]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而“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东汉初汝南太守邓晨任许杨为都水掾，使修复鸿郤旧陂，“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竟欲辜较在所”，又以许杨拒斥而诬其受贿，险使工程毁于一旦。为此，东汉政府屡诏郡国，不令长吏“优饶豪右”，“得固其利”，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但收效甚微，以致豪右往往利用贫民避役典卖家资之机，或政府“假民公田”之时，勾结官府，“得其饶利”。

    豪民私债是汉代社会危害小农经济的祸根之一，也是豪民役使贫民甚至支配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它在汉代的演变一是自杨可告缗后开始与权贵地主结合；二是抵押借贷沉渣泛起；三是对社会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注：参见拙文《汉代豪民私债考评》，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豪民放贷还不止于“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页。），它的另一伴生行为就是“豪杰役使”，声威凌驾官府。史载西汉成、哀间成都罗裒因重贿外戚王根、宠臣淳于长，故“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注：《汉书·货殖传》。）；权贵之家竟“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注：《汉书·谷永传》。）。豪民乘财役使，令“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注：《后汉书·桓谭传》。），畜长出身的卜式也坦言“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注：《史记·平准书》。）。正因私债的盛行，才使豪民得以对负债的农民超经济役使，比之乡官里吏，声威权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使“忧私债”成为广大乡村愁苦不堪的心理负担。

    从政治地位上划分，豪民无任何封建特权可言，本来，汉代的赋税制度与商品价格已经对豪民极为有利，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转嫁负担，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抗税，寻求法外特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具体负责赋税征收的乡官里吏狼狈勾结，或以财凌权。如“（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注：《汉书·何武传》。），即属典型的抗税事例。刘秀欲行度田，而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上府责之县，县责之乡，为虚报垦田数字，又要“优饶豪右”，遂侵刻赢弱，竟将“庐屋里落”计为民田；和帝永元五年诏书指出：郡国每向朝廷呈报贫民户口人数，常把“衣履釜*[兟+臼+鬲的下部]”（注：《后汉书·孝和帝纪》。）计为民赀。凡此种种，无非豪民与官府沆瀣一气，偷逃税役。对此，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揭露：“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注：《盐铁论·未通》。）豪民偷税抗税，乡里又要应对上计，只好刻急细民，使“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从而使流民问题恶性循环。加以“乡部私求”，“因公生奸”（注：分见《汉书·贡禹传》、《后汉书·孝安帝纪》。），“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注：《后汉书·循吏列传》。），正所谓“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戚吏正者之愁也”（注：《盐铁论·取下》。）。

    第三，社会上实际凌驾乡里政权。

    司马迁在生动描绘汉初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生动景观后，概括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是说在封建专制社会，财力是仅次于权力的支配力量。豪民尽管无权，但财势凌人，在社会上宗族势盛、财大气粗、奴仆宾客成群、坐享威福，崔寔痛心疾首地针砭曰：“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注：崔寔：《政论》。）武帝世，灌夫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宣帝朝，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宁成更是“使民威重于郡守”（注：《汉书·酷吏传》。），乡官里吏自然“畏惮”，而不敢“笃责”。由此可见，豪民何止“渔食闾里”，其权势或可与乡里政权并重，或高高凌驾于乡里政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