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朱熹《系辞》云：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东汉文士有意于骚者多已，不录而独取此者，以为虽不规规于楚语，而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已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也。甚至有学者，例如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是在量上或是质上都是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郭沫若： 《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这种观点非常具有颠覆性，向来在文学史上所占篇幅甚少的蔡文姬，却被郭沫若提升到与人尽皆知的屈原和杜甫等量齐观。由此可见蔡文姬的才华越来越受到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琴歌，表现了文姬思乡、离子的凄楚和浩然怨气。郭沫若称这首诗“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 《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全诗层次清晰，可分两大层次，前一层次主要倾诉作者身在胡地时对故乡的思恋；后一层次则抒发出作者惜别稚子的隐痛与悲凄。虽然在倾诉个人的痛苦经历，可是作者却有心怀天下的大气魄，于是从汉末动乱的大现实入笔，而后直切主题，写到她的被俘，这段经历对于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当俘虏的途中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随后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这里没有汉中平原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天出入在“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之中，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一切水到渠成，毫无刻意雕琢之痕，浑然天成。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更加值得钦佩的是蔡文姬在叙写如此悲惨的遭遇时她执著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天，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了，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这种面对苦难的大度和坦然是堂堂七尺男儿都难以企及的，蔡文姬做到了，所以这首诗不断被后人传颂着。从第十三拍起进入了全诗的第二层次，蔡文姬转入对子女依依惜别之情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千年之后读来仍然不禁潸然泪下，面对人世间的此种切肤之痛，我无言评说，只好借古人之智慧，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如是品评：“《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肝肺间流出。”总之，《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蔡文姬创作完《胡笳十八拍》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或许是那段经历实在太让人难以释怀，所以在陈酿一段时日之后，蔡文姬再次以五言体《悲愤诗》抒写被俘及归汉的复杂感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都，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此诗以“汉季失权柄”而起，可见汉朝已经覆亡，此时距离那段揪人的经历已经有些时日，所以这首诗中的情感更加稳定，虽然仍然心中留有余哀，但是如今已安稳地生活在曹操的庇护伞下，也无雷电也无风雨。源于此，这首诗没有了《胡笳十八拍》中的犹如排山倒海般的情绪倾泻，只是相对平稳的絮叨。假如说《胡笳十八拍》读来好像夏日午后里的倾盆大雨，那么这首《悲愤诗》则好比秋后淅淅沥沥的绵长阴雨。相同的事件在同一个人的笔下却能写出不同的感觉。但是尽管如此，两首诗中仍然可见同一种创作风格，即那总融入大时代的大气魄，它们都是以汉朝的命运写起，从此意义上来说，蔡文姬的这两首诗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抒写，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在诗中反映了汉末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不幸。《悲愤诗》作为建安文学最优秀的诗篇之一，受到诗论家的普遍好评。清朝评论家李光地在其《榕村语录》卷29是这样说的：蔡文姬《悲愤诗》，缠绵哀怨，立言称情有体，实开曹杜一派，绝作也。至于骚体《悲愤诗》则普遍被认为是伪作，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这样论述的：楚歌体的一首可以说是最呆笨、最僵硬，最不切实际的。蔡文姬是被南雄女所掠掳的，而诗中说是“历险阻兮之羌蛮”。在南雄奴中竟然也有“乐人兴兮弹琴筝”。特别是“儿呼母兮啼失笑，我掩耳兮不忍听”，状绘得不近乎人情。这首诗倒很有可能是别人造假的。

    确实这首骚体《悲愤诗》无论从创作风格、文学水准和历史事实等方面和前面提到的两首作品都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并不赞同郭沫若先生因为诗中写到的临别掩耳而将其判为伪作。我觉得这样写恰恰附和女性的母爱特点，掩耳并非不愿听子女的悲恸哭声，而是蔡文姬心中痛苦难忍才不得不言耳，或许只有这样她才能挪动早已僵硬的双腿。另外，现中国社科院的徐公持研究员也认为这首诗骚体《悲愤诗》在描写生动性上稍差。或许之所以无法生动再现历史场景的症结在于创作这部作品的人并未亲身经历过。

    奉命修史籍 书法传后人

    蔡文姬不仅文学才华卓著，而且记忆力之好可谓无人能比。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曹操接蔡文姬归汉之原因可能出于修史之需要，不管这两件历史事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蔡文姬归汉后确实奉曹操之命，同时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撰写了《续后汉书》，她可谓对祖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后汉书》卷84《列女传•陈留董祀妻》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一天曹操召见蔡文姬十分客气地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曹操正襟危坐，表情假装淡然，其实心中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听到蔡文姬的肯定回答，据载蔡邕在世时，曹操之所以成为蔡府的座上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倾慕于蔡家丰富的藏书，而且曹操重权在握，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之后，便将注意力转向修史事业。文姬脸上略带谦意地对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曹操听此回答几乎喜出望外，不禁起身大笑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蔡文姬毕竟是出身大户人家，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在此时刻仍然保持名媛风范，她镇定自若地说：“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接下来的8年间，蔡文姬住在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20公里处的邺镇）曹操的府邸松涛馆，没有什么特殊需要，几乎足不出，每天蛰居在一间小屋里，完全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无日无夜，哪怕夜深人静时，只要脑际突然闪现一段文字，她都会起身挑起夜灯速速记下来，不论酷暑难当，甚或寒气袭人，蔡文姬完全依靠超强的记忆力和持久恒心整理着父亲的藏书，直至回忆、默写400余篇。在冬寒酷暑中，蔡文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