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得太快，把灵魂落在后边了

　　想起开封，首先想到的是大宋。想起大宋，首先想到的是开封。著名作家、民俗学家孟宪明先生说：“历朝历代中，和河南人关系最密切的是大宋，它曾创造了开封以至河南历史上最为生动的市民文化。河南人应该抓住这一块资源，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想起大宋开封，首先想到的是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市井俗语“快活”，其流行程度不亚于当下的“忽悠”。所谓“快活”，无拘无束是也。大诗人苏轼说：“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快活”二字，成为市民狂欢情绪的一个最为通俗的反映。

　　想起大宋开封的市井生活，首先想起的是它比白日还要喧嚣的夜市，曾令宋仁宗艳羡不已。

　　时光流转，“黄河绝恋”的开封城，繁华只余断章残篇，但宋风宋韵宋文化的味道仍在。孟宪明打了个比方：“凌晨3点，一个人要是从飞机上掉到开封老城的任一个角落里，躺着别动，不出二十分钟，准有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炒凉粉或者黄焖鱼送过来。”

　　通宵不息、遍布全城的东京夜市，今开封仍存，街头巷尾的活色生香仍存，曾经的“410余行”的手工业部分仍存，世代传承的艺人仍存，他们是谁？居于何处？

　　2006年9月中旬，记者从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拿到了一份名单--《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在这份76人的大名单上，开封占了9位，从事民间工艺美术(简称民艺)者7人，其中包括汴绣传承人王素花、花灯传承人张金汉、风筝传承人宋天亨、滕派蝶画传承人佟起来及朱仙镇木版年画、宋官瓷的传承者。

　　朱仙镇木版年画、宋官瓷“厚重河南”都曾有专章讲述，不再涉及。此次记者踏访开封，把“汴绣、花灯、风筝、滕派蝶画”四种民艺及其传承人的传承故事以集束形态出现，使深藏于长街短巷的精彩民艺绘成了“汴梁市井风情画”。

　　民艺生存传续，与时代息息相关，也与地域特征息息相关。拥有深厚宋文化的开封，它的民艺才会如此这般地发生发展。同时，民艺的发生发展，也丰满了开封宋文化的概念。孟宪明说：“宋文化是汴梁民艺的空气、水分和土壤，舍此，无法存活。”

　　文化又是什么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宋文化便是开封的灵魂、中原的灵魂。安东尼奥尼在名作《云上的日子》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走得太快，把灵魂落在后边了。”他解读的是人生情感。2006年9月15日，南方周末报系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力量”研讨会上，专家们讲了异曲同工的话：“奔马想跑得快，可能停不下来，容易掉在山沟里。”这是经济飞速发展与传统文化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边走边扔，甚至把灵魂落在后边不再捡拾呢？

　　一个新概念“软力量”的引入是会给我们启迪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力量”，它的能量足以与“硬力量”(军事与经济)分庭抗礼，“硬力量使人怕你，软力量使人服你”。一个善用“软力量”的民族是理性和聪明的，在为锻造“软力量”寻求资源时，中国学者的眼光对准了千年传统文化，“软力量”就蕴含于民间社会和民族风尚中，民艺民俗便是“软力量”坚实的构成。

　　十指春风绣出另一条“丝绸之路”

　　2006年9月19日，在郑州奥斯卡影都，我看了冯小刚花巨资打造的电影《夜宴》。该片的官方网站声称，电影背景是“千年一觉夜宴梦”的《韩熙载夜宴图》。

　　9月20日，在开封新曹路王坟村一家汴绣工厂里，我看到丝线打造的另一场“夜宴”。一幅尚未完工的《韩熙载夜宴图》绷在绣架上，绣女王燕正绣韩熙载家中床帐上的细致褶皱。包括王燕在内的五个绣女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用纤细的丝线在仿古的缎面上，往返无数次，用36种我不懂的针法，绣出所有中国人都懂的色彩和形象来。

　　冯小刚打造的《夜宴》，所有的色彩都是压抑的，暗黑暗红暗绿暗灰暗白。王燕等打造的《夜宴》，是忠实于原作的，满眼奢靡艳丽与浮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前人的文化。

　　这家工厂有180多名女工，是开封上百家汴绣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从业五年的王燕，是开封数千名绣女中的一个。那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开封汴绣诸多历史名画绣品中的一幅。开封的这种刺绣场景，源自北宋；整个中国的刺绣场景，源头更为久远。

　　刺绣，古代叫“女红”。在中国3000多年的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基本社会形态使所有的女人都必须学习纺织、刺绣。

　　被称为“母亲的艺术”的“女红”，千百年来，传递着温暖醇厚的慈母之爱，是中国女性美丽、智慧、贤劳、真挚美德的完整体现。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华夏民族的部落首领就已经穿上刺绣有日、月、星辰等图纹的上衣和下裳。春秋战国时期，刺绣渐趋成熟，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刺绣，以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在帛与罗上，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自然生动。

　　唐代开始，刺绣以平绣为主，采用多种针法与色线。唐宋时期，刺绣参与人员扩大，产生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的绣画。从唐宋到明清，文人画师的加入推进了刺绣针法的发展与创新。

　　明清时期，刺绣技术和生产空前繁荣，进入巅峰，出现“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绣。其他还有汴绣、京绣、瓯绣、顾绣、苗绣、汉绣等，都自成一派，中国古老的刺绣业繁荣似锦。

　　传说在旧石器时代，伏羲氏就开始利用野蚕茧，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了丝带、丝线、丝绢残片。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是由蚕丝铺就，绚丽的中国刺绣，更是蚕丝的杰作，它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是另一条“丝绸之路”，针和线共舞，连缀了五千年文明史。

　　别样风流尼姑“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当下，汴绣被当作地方土特产归入“其他”类。但在北宋，它可是“国宝级”的玩意儿，原因无他，“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出生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汴绣诞生在北宋时的东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史学家估计，北宋东京大约有136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万人左右。它的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孟宪明举了个例子：当时甚至有专门哭丧的队伍，专业哭丧人怕因哭成谶，每当有人围观，就会声明一句“不关我事”，意思是“我这是在工作，可不是我们家人死了”。

　　感谢张择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它透露出史书不收的生活细节。在《清明上河图》上，拥挤的人群中，兵士的影像不断闪现。据记载，当时东京驻禁军十万余，再加上家眷，占了东京总户籍的近一半。达官贵人也是东京的重要成员，他们城内外宅舍之多，《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不欲遍记”。大量不事生产的消费人口的存在，使得城市充满极强的消费能力，“410多行”生意，都好活了。

　　唐代长安，居民所居的“坊”和商品交易的“市”严格分开，街区是封闭的，晚上早早闭锁。而北宋东京，随街设坊，面市建屋，细看《清明上河图》，城内外店铺林立，酒旗招展，商店都朝街巷敞开门户。道路已打通，街区不封闭，四更天便有早市，通宵夜市灯光照天，市民可以像鱼游春水一样“快活”，逐“神怪”于露台下，迎“社火”于街道上……“410多行”生意，都好做了。

　　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宋代，刺绣业是“410多行”中一个重要的行业。当时已出现了专业刺绣人员——“百姓绣户”。尼姑成为刺绣重要力量，所谓“龙飞凤亦舞，绣巷皆师姑”。当时的大相国寺是个巨大的商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第二三门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相国寺东门外有一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是个专业刺绣区。

　　为什么尼姑会成为绣女？遍访开封当地人，没有明确答案。遥想当年东京城，人们的商业意识都很强，寺院的行者、头陀都成为取酬的“专业打更人”，尼姑敲木鱼诵佛经之余，支个绣花绷，挣点碎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当时东京城民间大量应用绣品，城内72家大酒楼和千家小酒店的招牌和幌子很多也是绣制的，市场需求巨大，商场就在大相国寺，如此优势，尼姑们大可将这份事业做大做强。

　　当时有名的女道士曹希蕴为东京乾明寺尼姑做诗，说她们：“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诗中那份慵懒的闺阁闲情，是一张绣床几缕丝线造就的。

　　除了民间应用外，皇室和官僚以及军队也要消费大量刺绣，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应运而生，这是宋代刺绣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

　　公元1104年，管丝织、刺绣的中少监张康白给朝廷汇报说，“今天朝廷用的所有绣品，是有规定范式的。政府没有专门绣工，都把活儿委托给市井妇人和尼姑。现在官办的有织锦院和针线院，没有刺绣院，希望朝廷同意设置一所刺绣院，招300个绣工，到各地选择名师，教导她们”。第二年，这所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诞生了。

　　各地名师云集授艺，无疑是宋代绣品——宋绣的一次全国性大交流。300名绣女十指翻动，千丝万缕皆成趣，何等的五彩缤纷。此时，宋绣工艺达到鼎盛时期。

　　宋徽宗时，又特设了绣画专科。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名绣工辈出，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宋绣画”。明代屠隆曾对“宋绣画”有过精辟的描述：“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嘉。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