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北大寺有一方包拯“龙马负图处”碑（以下简称“包拯碑”），碑中承载着华夏“河图”文化发源地和包拯时期宋代文化的重要信息。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包拯碑”真伪问题形成了“认可派”与“疑伪派”之争。现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疑伪派”认为清代江兰伪造“包拯碑”的理由

 

    据有关史料记载，开封北大寺“包拯碑”发现于清代乾隆五十年，即公元1785年，河南布政使（相当于省级行政官）江兰在开封市郊黑岗口修堤时掘出此碑，并建祠盖亭加以保护。后来祠亭圮废，被人迁入寺内。

 

    “疑伪派”学者认为，“龙马负图处”的地点在洛阳孟津县，不在开封，历史早有的定论。宋代龙图阁直学士包拯明知此事，不会为开封题写“龙马负图处”的碑文。因而怀疑“包拯碑”是河南布政使江兰伪造。同时又认为，即使此碑是包拯题写，也应是从洛阳孟津移到开封来的。

 

    为了说明河南布政使江兰有伪造“包拯碑”的动机，“疑伪派”学者引用了开封《祥符县志》记载，说：江兰任职期间，开封府风不调雨不顺，乾隆“四十九年不雨，至五十年春多暴风扬沙，大旱禾尽，秋冬大饥”。于是便推测，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江兰可能产生了借“龙马”神威和包拯英名伪造“包拯碑”的想法，以达到安抚开封百姓，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尽管“疑伪派”学者也承认，目前还没有掌握“包拯碑”不是包拯手迹的证据，但又明确表示出不认可态度，说这“是个不解之谜”。

 

    我们认为，“包拯碑”所承载的信息十分重要，不仅仅事关宋代包拯手迹本身的真伪问题，还事关开封是否为上古时期华夏“河图”文化发源地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问题。如果冒然采取“疑伪”的态度来对待，将会使“包拯碑”承载的厚重华夏文化价值大打折扣，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我们无意为争夺华夏“河图”文化发源地资源，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决意把“包拯碑”说成是包拯手迹。但如若“包拯碑”果真是包拯手迹，却被蒙上了不白之冤，恐怕也非“疑伪派”的本意。所以，客观论证“包拯碑”真伪，对发掘、传承开封华夏和大宋文化既十分必要，又意义深远。

 

    二、“包拯碑”是宋代包拯手迹的几个理由　

 

包拯图像

 

    （一）开封是“龙马负图”最早发源地之一。

 

    “龙马负图”，也称“神龟负图”。据西周文王《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解释《尚书•顾命》中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其中“伏羲”，是上古时期炎黄的先祖，也称“天皇”，或“天王”；“龙马”，传说是“天地”间的精灵，也有人认为它是河马、犀牛一类大型水中动物；“河图”，是“龙马”，或“神龟”背部自然形成的图案。传说伏羲通过对图案认真观察和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发现了日月星辰运转，季节气候变化，草木兴衰等规律的“八卦”图，古代天文、地支、历法、中医、算数、宗教等文化的“根”都源自“河图”。

 

    “河图”并非仅仅发源于洛阳孟津一带，古籍中也多有“河图”与开封相关的记载。人文始祖仓颉帝都在开封夷门一带，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记载说：仓颉“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化。仰观奎星圆趋知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创文字”；黄帝姬芒即位于开封轩辕丘（楼），魏国史官《竹书纪年》记载说：黄帝即位后，“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虞舜时期，大禹在开封浪荡渠、龙门等地治水时，靠着三件珍宝，第一件便是河伯授给的“河图”。

 

    后人认为，“龙马负图”一般出现在孟津上游的洛水、伊水、龙门地区，开封不在其中。但是，这一定论也值得斟酌，因为开封一带也有洛水、伊水、龙门的历史记载。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浪荡渠“其水上承陂水，东北迳雍丘（杞县）城北。又东分为两渎，谓之双沟，俱入白羊陂。陂水东合洛架口，水上承汳水，谓之洛架水，东南流入于睢水”。还记载：“汳水又东，龙门故渎出焉。渎旧通睢水，故《西征记》曰：龙门，水名也。门北有土台，高三丈余，上方数十步。汳水又东径济阳考城县故城南，为菑获渠。”其中“浪荡渠”、“睢水”、“汳水”就是“汴水”，也称“洛架水”，或“洛水”。“洛水”与“龙门”都在大禹治水的杞县北部偏东一带，这也是商、周王朝均将夏禹后裔封在杞国的重要原因。清代《陈留县志•山川》和《河南通志•开封府》均记载：“伊水（现称圈章河），在陈留东北二十里，环绕伊尹故里。”可见，伊水和商代伊尹故里也在开封陈留一带。

 

    开封一带的陈留仓颉“河图村”、陈桥驿黄帝“风凰台”、杞县大禹“龙门”治水，自古以来就有历史传承，也为宋代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开封题刻“龙马负图处”碑提供了历史文化依据。因此，“包拯碑”不在开封，或移自洛阳孟津的揣测和“历史定论”，难以让人信服。

 

    （二）开封仓颉庙“包拯碑”江兰“伪造”前就存在。

 

1042年（左）与1057年(右）包拯石刻对比图

 

    从“疑伪者”的论据和观点分析，其掌握的历史资料多为清代河南布政使江兰在开封黑岗口掘石建祠时期。仅从这些资料分析历史事件，也难免具有局限性。其实，关于“包拯碑”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

 

    前一时期，我们了解到：开封市台联王丽娜会长至今仍保存着祖父王润堂抄录的《河南日报》史料一份。据该史料显示，1957年2月10日，一位叫李村人的学者在《河南日报》《一些历史人物的墓地》一文中写道：“在开封仓颉墓旁的庙内，从前有包拯所写的‘龙马负图处’五个大字石刻横匾。”可见，仓颉庙里的“石刻横匾”，就是清代河南布政使江兰黑岗口发现的“包拯碑”。

 

    遗憾地是，到了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河南知府朱之瑶在开封西鸡儿巷东部主持建造文庙时，将坐落在开封东北5公里刘庄天主教堂一带的仓颉庙拆除了，现有开封文庙的部分仓颉庙砖瓦木料原物可以作证。朱之瑶建造开封文庙的时间，距离公元1642年明代（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打开封，官军扒开黄河抵御起义军，导致开封惨遭淹没的历史不过十年。此时的开封一派凄凉，物质匮乏，朱之瑶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来解决开封文庙建设之急需，结果不知仓颉庙内有多少如同“包拯碑”一样的碑文被遗弃。

 

    朱之瑶建造文庙，祭祀圣人孔子有功；而拆除仓颉庙，亵渎人文始祖神灵则有过。功也罢，过也罢，朱之瑶早已出世托生，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道追寻“包拯碑”踪迹的难题。

 

    所幸难题终于有了答案：即使从公元1652年朱之瑶拆除仓颉庙算起，“包拯碑”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比公元1785年江兰掘出此碑早130多年。如果李村人先生没有像河南布政使江兰一样“伪造”历史，那么宋代包拯在开封题刻“龙马负图处”碑的历史就应该是真实的。

 

    （三）清代江兰伪造“包拯碑”的理由不成立。

 

    上述事实表明，一些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所谓“历史定论”，确实给后人研究历史带来了很大欺骗性。就像黄帝帝都“轩辕丘”早有定论在新郑一样，至今仍以历史玩笑的形式让世代黄帝子孙为之倾倒和膜拜。当然，这也为后人留下很多破绽和重新审视客观历史的诸多理由。

 

    因此，“疑伪”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对那种敢于向欺骗性“历史定论”说“不”的精神，理应予以鼓励才是。问题在于“疑伪者”提出清代江兰伪造“包拯碑”的一些理由，经不起历史推敲。

 

    比如，“疑伪者”认为，龙图阁直学士包拯既然知道“龙马负图处”的地点在洛阳孟津，是不会在开封题写“龙马负图处”碑文的。因此，碑文不是包拯题写。

 

    假如用同样的道理，来为河南布政使江兰做辩护，也同样会得出江兰不可能伪造“包拯碑”碑文的结论。

 

    试想，清代的江兰，曾分别于公元1779年至1780年（乾隆44年-45年）、公元1782年至1786年（乾隆47年-51年）、公元1786年至1788年（乾隆51年-53年）三任河南布政使，历时约8年，期间还曾负责黄河道的治理工作，且又担任过清朝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河南巡抚、山东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兵部左右侍郎等要职，难道他不知道“龙马负图处”的地点在洛阳孟津吗？既然知道，即使他有伪造“包拯碑”的贼心，还敢有冒着被世人耻笑风险的贼胆吗？

 

    所以，“包拯碑”不是河南布政使江兰造假，而是源自包拯题文碑刻和开封华夏人文资源的历史传承。河南清代老长官江兰确有蒙受不白之冤的可能，而我们却没有资格下红头文件平反昭雪，只好以此文劝其在天之灵想开一些，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呢？

 

北大寺“包拯碑”位置图

 

    北大寺坐落在夷门山铁塔的西南隅，从地理位置分析，这里应归属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诞生中国第一部汉字佛经《放光般若经》的水南寺。当时北大寺是翻译佛经的西域高僧无叉罗、竺叔兰、竺法寂等独身者的居院，后人俗称为“独居寺”。公元729年，唐代（开元十七年）玄宗东游至此，改名为“封禅寺”，以表彰西域高僧翻译般若学说做出的重大贡献。北宋改称“开宝寺”。

 

    北大寺西南部有地名称“北仓”，自古就是仓颉后裔“仓”氏生活的聚集地。后来，这里演变成了仓氏族人祭祀仓颉的寺庙，并与开宝寺分为两地。或许正是居住在这一带的仓颉后裔，将“包拯碑”搬迁到北大寺内保护起来。这不仅是保护仓姓始祖仓颉庙内的圣物，也是出自于对包拯的爱戴和崇敬。

 

    三、“包拯碑”内涵与开封历史文化一脉相承。

 

    “包拯碑”的核心内容，源自对华夏文化精髓“龙（河）图”的认可和追记；立碑形式本身，也体现了大宋文化对上古时期华夏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弘扬。“包拯碑”提示后人：即便是丰富深厚的大宋文化，也是自上古时期“龙（河）图”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历史，却不能将历史割裂开来。

 

    开封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证实了这一认识的客观性。无论“三皇五帝”时期出现的“河图洛书”，或是宋代著名易学大师陈抟发现的先进文化成果“河图”图形列式、秦九韶创作的《数术九章》；无论是宋真宗直接策划和领导的“天书祥符”运动，或是宋徽宗亲自指导、张择端首创的“清明上河图”，无不打上了继承和弘扬华夏文化“河图”的历史烙印，只是需要我们剔去糟粕，保留精华，发扬光大而已。

 

    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把学习、传承文化知识的工具和载体用“图书”来称呼。其实，“图书”二字就是“河图”之“图”和“洛书”之“书”的简称。自上古时期以来，不管“河图洛书”的形式、内容、传承方式等如何演变，可作为记录和传播先进文化载体的基本功能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创新发展着。

 

    在国务院把河南打造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发展战略指导下，开封正在抢抓机遇，大力开展国际旅游名城建设工作。为此，深入发掘和开发“包拯碑”佐证的开封华夏人文历史资源，用这些资源来烘托和提升大宋文化的层次与内涵，加快开封华夏文化旅游聚集地建设，提高开封文化旅游资源在国际客源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开封文化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都很有意义。

 

    北大寺“包拯碑”保存至今，对印证开封深厚的华夏文明和发掘人文资源，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