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光的流逝，古老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已渐行渐远，我们只能从一些年画的旧家当中寻根溯源，来寻出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的轨迹。
 
    一、人类早期的单调阳印和阴印图形    
    
    人类早期的绘画和雕印艺术汉是一种简单的阴印和阳印的手形图案，然后以磨刻的方法把手形刻、磨成凸形或凹形，这些简单的艺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时相伴。现在一些农民制作的陶罐、碗、盆，仍旧用一些印纹法，用绳子的花纹印在陶胎上然后烧制。农村修房盖屋在水泥地面上用绳印出一些棱形的方块花纹图案，这些就是早期人类的艺术之遗风。
    
    比仰韶文化早一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刻有花纹图样的器具。例如出土的河姆渡文化中的“鸟骨匕”及“黑陶盆上的诸纹图形”等。既然已出现了刻的图形，此时也具备了“刀”的动作和意义。又如商周时期的：“甲骨文”是刻在兽骨上，能在坚硬的骨质上刻出文字，这就说明已出现了金属刻具。
    
    商周时期，民间已有除岁之驱邪纳福的习俗，晋人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鳞游于薮泽，鸱枭逃于绝漠，有祗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羽毛肉翮而飞，通逐博猛兽虎狼，使妖灾群鬼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岁数不至。周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子，或图画鸡于牖上，盖重睛之遗像。这种原始现象是否与今天年画中的《大吉大利》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在当时已出现了刻木制画了，但仍不具备有版的意义。
    
    商周后期、战国、秦汉已出现了玺印、肖像印及“秦汉的瓦当”、“汉画像砖”、“汉画像石”等，标志着出现了“版”。“版”的出现为中国木刻制印技术的成熟提供了必然的条件。

    二、套色版画的出观
    
    在长沙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西汉时的“泥金银印花纱”，是用凸版套色加工的，是至今发现最早的凸版套色印刷品的加工。这标志着中国出现了成熟的套色印刷技术。但版质的使用不知是木还是石，有待考证。
    
    但是木板画的出现已是汉代的普遍形式。《中国绘画史》载，在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西汉时的八块木刻画都有浮雕，河套一带出土的四块木版画是由墨汁在木版上绘制的。
    
    在金关出土的木版画与同一处的一枚汉简所记载“画一吏一马横幅”相符。这些木版画的内容有星象图、泅水捞鼎、杂技百戏、人物、马和白虎等．但就是没有关于门神画的图案，只有在洛阳出土的北魏时期宁懋石室两侧石刻线画《金甲武士》，其构图对称饱满、造型夸张、线条组织疏密得当，这与我们今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四大特点构图饱满，线条粗扩、形象夸张相一致，与今天民间流行的门神无大差异。这与秦汉以来供奉的神荼，郁垒为门神的习俗，可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可视之为中国木版门神画的产生发展之初级阶段。
    
    我们从以上这些印、磨、刻、绘画、雕版、印刷的艺术现象的不断被发现，汇合构成了中国木版画发展的必然性。
 
    三、以宗教为题材的木版画的迅速发展
    
    随着木版画的出现，大量绘画的内容成为必然的需要。唐朝时期，佛教受到重视，以佛教为题材的门神也迅速发展。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大龙排天》、《二天》、《千手千眼佛》、《天爷》、《天地全神》等，都是以宗教为题材的年画，但这些并非为门神，而是挂于上屋、正墙上的年画，以示装饰、信仰、精神依托。内容既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唐太宗编织的夜梦钟馗啖鬼的故事，和后宫闹鬼的故事，使得年画中出现了秦琼、敬德和钟馗门神，以武士作门神驱鬼纳福成为了一种象征，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各地方至今以秦琼、敬德为门神的种类很多，仅朱仙镇就有几十种，有大小之分，马上马下之分，如马下鞭，步下鞭，小秦琼，鱼鳞甲等都是以二人为题材的门神，且至今销畅，此后又有许多英雄人物被称为门神，如杨滚、宋太祖赵匡胤、赵云、马超、关羽、张飞等。朱仙镇的木刻年画的门神，应该说源于唐、兴于宋，对此没有正式典籍的记载可查，不失为一件憾事。
 
    四、宋元时期木版画的兴盛
    
    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多为麻纸。到宋代造纸技术的提高，纸张大量出现于普通百姓家庭。加之木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宋朝的宗教政策极力的推崇，导致以佛、儒、道和民间传说为主题的多种崇拜之风盛行，为民间灶马、门神的印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之相关的民俗节日成为维系人们虔诚而神秘的精神世界的一条纽带，《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神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门神的形象由汉代的神荼、郁垒到唐代的秦琼、敬德，至北宋题材更为广泛，出现《饰金门神》、《天将门神》，宋王室生产了大量的木版年画，但遗存不多。南宋时期的《东方朔盗桃图》经黄麻纸印成淡墨和浅绿色套版，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套色中国民间木刻版画。当时的民间木版年画作坊和木版画形式比宫廷更为繁荣。吴自牧《梦梁录》记“汴京岁末，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沈括《补梦溪笔谈》中详载“上会画榻版《吴道子画的钟馗》印赐二辅臣各二本”，由此可见宋王室对木版年画的重视。又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十一月太祖遣兵五万伐蜀王，盂昶上书请降。宋太祖爱惜盂昶之才华，流放朱仙镇，除夕之时见家家皆印卖门神，乘兴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门神从此配上了春联，又在年画的形式美观上增添了一分光彩，同时也起到促进年画的发展作用。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文化的进入，繁荣的汉文化受到了相对的限制，木版画发展一度缓慢下来，生产规模受限制，但工艺仍在发展，在元代的文化艺术中，由于王祯发明了活字印剐术，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出现了图文并茂的连环画。由于元代的疆域很大，少数民族岁末进贡、朝拜，画师们也歌功项德地创作了《万国来朝》、《八方进宝》等年画，其它年画极少见到。
 
    五、木版年画鼎盛时期
      
    明代是中国木版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版画艺术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和市民文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雕画插图对传播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增强了文化艺术的感染力。明代版画在文人、书画和刻工的努力经营下繁荣发展，出现了风格各异的版画流派，为以后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版画杰作。明代版画艺术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刻工精细；二是内容丰富；三是彩印技术发达，制作有大量的书画谱。版画艺术在竞争中形成了多种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和个人风格，明代版画的主要流派有新安派、建安派、金陵派和武林派，中国版画艺术在明代进入了鼎盛时期，并在一些杂记偶记中有记载，如徽州的汪仁度“上版将完工，见一二处不合即碎版重刻”(见清代程揆百《门外偶录》)，明代的《武经总要前集》的插图《开艇》一图，刻工甚是精到，人物栩栩如生，海水波浪起伏，艇上旌旗招展，整个画面图文并茂。又如一幅西藏版画《太白伞盖佛母及传承祖师像》刻绘工艺堪称绝顶，画面上的千手千眼佛，千只胳膊千只手，交叉有致，如行云流水，佛身珠光宝气，精刻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朱仙镇的木版年画至今仍保留有许多明代年画的风格，如《蝴蝶杯》、《千手干眼佛》、《风筝记》、《二天》等有许多明代版。且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也随朱仙镇的交通及城镇的建设规模而逐渐达到鼎盛。当时镇中与周边的乡村版画作坊有三百多家，各有名称，并已形成各自的流派，但总体风格一致，年产销量几千万张，出现了“家家皆能点染，人人皆能丹青”的局面。
      
    据明代李潦著《朱仙镇集》，光绪二十四年夏六月刊成的《新隆祥符县志》中记载：“是时镇中街市北至距镇北四里许的小店王，南至八里许的腰脯村，东至二里许的宋寨，西至二里许的豆腐店，方圆一百二十余里，商民四万余户，人口二十余万。”其繁盛景象可见一斑。
      
    六、鸦片战争后的木版年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木版画市场已开始衰败，加之黄河的泛滥，艺人流离，朱仙镇的木板年画渐趋式微。
 
    七、观今年画的恢复与发展
    
    今天朱仙镇的年画通过挖掘与整理，现存有明代版六块、清代版二十三块、民国版二十八块，现刻有三百多块，加之民间作坊的版共有一千余块。随着改革开放，朱仙镇年画已呈现大好形势，现已形成了年画一条街、赵庄专业村。1984年成立了年画社、研究会，从事刨刻、印刷，销售。年画销售量每年几千万张，主要是周边省份及两湖两广、昆明等地；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重现历史辉煌。（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