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而孤独，生而不自由。权位、才华、性情，其实都解决不了孤独与自由的问题，这是阮籍历经一生后得出的结论。

　　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在魏晋时代的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中翘楚，帅气、博学、豪放，这些男性魅力因素都集中于这些常在竹林中饮酒、诗情瑰丽的君子身上。他们应时代而生，却又因时代而徘徊转侧，留下让后人只能想象的魏晋风度。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在阮籍3岁时病逝。阮瑀曾在曹操把持的朝中做官，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有着良好的关系。阮瑀死后，曹丕悲悯阮籍母子孤弱的命运，怆然写下《寡妇赋》。尽管少年失怙，阮籍却夙怀大志。他的青少年时代正逢曹魏鼎盛时期，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相继在位，政权巩固，精神奋发。阮籍交游于宗室名流之间，既濡染了建安风骨之豪壮，也沾染了宗室戚属之浮华；而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更强烈地召唤着这个容貌俊杰、志气宏放的少年。

　　阮籍很小就展示出超过常人的文才，同时也显露出异于常人的性情。他从不喜形于色，看上去恬静、沉默、谨慎，不了解阮籍的人会误以为此人城府很深。16岁那年，阮籍与叔叔一起来到山东兖州，兖州刺史王昶仰慕他的文才，特意安排出一天时间与他见面。对于权贵的青睐，阮籍无动于衷，一整天没说一句话，搞得堂堂刺史愧叹不已，说他小小年纪“不可测也”。

　　有一年，他登临山西雁门关下的广武城，遥望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但见烽火台孤兀无匹，将士墓磊磊若丘，冷风吹过，嗖嗖如刀，他不由得抚膺而叹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这句话成了千古之谜，到底是说楚汉相争时期“无英雄”，还是指他阮籍身处的时代里无名之辈反成了豪杰，恐怕只有阮籍本人才知道了，今人已无从考证。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局的变幻，阮籍的冲天之志渐渐消歇了。曹魏国运衰败，以至走到了末路，司马氏家族势力利用时机日益增长，魏晋易代已成为必然之势。司马氏与曹氏的激烈权争把不少人送上了枉死台，以至于史书有“名士少有全者”的说法。司马氏父子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抗者危机四伏、人头落地、血溅山河，畏缩者退避山林、沉溺诗酒。时代风气彻底变了。

　　因为阮籍的名声太响亮，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竞相拉拢他。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司马氏集团的太尉蒋济请他出仕，他先勉强答应，可马上又给蒋济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没有任何本事，只有一身陋习，健康状况也不好，当不了官。蒋济派人去接阮籍，却发现阮籍跑掉了，蒋济暴跳如雷。

　　不想当官的阮籍，心里装着满满的儒者梦，他写下《乐论》，称“刑教礼乐一体”，主张以礼乐教化天下，又写《通易论》，提出“易”与天地同道的整体观，从天人关系角度为其政治主张设立哲学依据。可是没过多久，阮籍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写出《通老论》，由儒入玄。从“通易”到“通老”，阮籍自我转折。

    二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阮籍不得不去应官。正始五年（公元244年）的尚书郎之任，让阮籍和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有了直接交流，使他参与了他们的玄学清谈活动。他还与年仅15岁的王戎成为忘年交，日后，风姿秀彻的王戎成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应该得益于阮籍兄长的文思熏染。阮籍意识到政局不稳，大乱在即，做尚书郎时间不长，就告病辞职。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曹魏宗室的大将军曹爽动员阮籍出任参军，这是许多人寤寐以求的官位。对于曹爽的邀请，他没有出仕，虽然信函措辞谦恭，神气却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不愿成为曹氏与司马氏虎狼相争的祭品，在政治高压与历史大势面前，阮籍与曹魏集团之间的界线划分得非常清楚，这正是阮籍的明哲保身和谨慎世故之处。

　　事实证明他及时地引退保身是对的。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正月，司马懿趁曹爽陪幼帝离开都城洛阳、前往高平陵扫墓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起兵政变，诛杀曹爽，从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集团血腥屠杀，扫除一切夺权障碍，使一批声名卓著的天下名士日夜惶恐，忧虑生命安全。阮籍在《咏怀诗》（其三）中说：“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曹魏时代过来的士大夫，但凡有点良知，都深知感恩，再怎么着，傀儡皇帝齐王曹芳也还是皇帝；再怎么着，曹爽与司马懿一样，都是顾命大臣，但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浩劫。魏晋易代之际各个政治集团、家族利益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很难以简单的是非、忠奸、善恶来说清楚的。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40岁的阮籍被逼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继任司马师从事中郎；司马师死后，又成了司马昭从事中郎。看来，司马氏父子三人拿着一条铁链，把阮籍死死地拴在了身边。阮籍在司马氏霸府中的实际职能是“参谋议”，司马氏霸府在当时具有特殊功用，相当于朝代更替中的过渡政府形态。阮籍被迫处在血腥的旋涡中，眼见了阴谋毒计、血流成河，其悲郁绝望之感直如沸水煎心。“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都说阮籍诗文晦涩难懂，这首《咏怀诗》（三十三）却明白如画，一目了然。

　　后来，阮籍在《咏怀诗》（四十二）中写道：“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遯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尠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诗中的“王业”、“建功”云云，已消融于远天里的轻烟，而所谓“天时”、“人事”与“阴阳”、“盈冲”，是隐指时代已由盛变衰，天下已由治而乱。

　　在这种情形下，名士们便逃隐到山阳的竹林幽谷中，“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名士先生们拔俗高蹈，谈玄论道，遨游于五岳之上，嬉戏于神仙之间，寄哀乐于幻象，寓真意于流云。正始末年（公元249年）以后，随着济世热情的消失，名士们的行为也越来越怪僻、放浪。他们的纵酒、佯狂、服药、清谈、搽粉、裸奔，都不过是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政治选择而作出的姿态。“竹林七贤”的任性放诞，张扬狂悖，特立独行，古怪出格，就成了安身立命的“保护膜”与“迷彩服”，而博览群书、尤好老庄的阮籍，更成为两晋名士放达人生模式的先锋。山阳位于洛阳与邺中间，从洛阳到山阳，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的传舍，为名士的游乐、狩猎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这里既无物质匮乏，又无文化寂寞，因此也就成了名士们的隐居胜地。在洛阳当局眼里，这里则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随着这个竹林群体的形成和交游，阮籍的名声逐步上扬，且由于他所具有的不寻常的家世，阮籍逐渐受到了全国的注意，竹林成就了阮籍的风流，而风流阮籍又使得竹林垂芳名于千载之下。

　　司马氏集团篡得曹魏政权之后，便把屠刀从政敌的亡魂那儿转向了不合作的名士头上，一时杀得“天下名士减半”。竹林亦非安全的政治避风港，司马氏收拾完曹氏余党之后，很快便将目光移向了竹林这群隐士身上，他们需要用名士的合作来掩饰遭人诟病、大逆不道的篡权行为。阮籍又成了被司马氏政权拉去当礼贤花瓶的首选。这回他再也不敢抗命了。因为，他的头上就是闪着寒光的利刃。

　　阮籍不是那种脊梁式的直臣，他只是一个相当软弱的士大夫。“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是他不得不与政治强人们虚与委蛇、敷衍应酬的初衷。他的痛苦在于，他是司马氏父子亲自圈定的人物，退隐会被视为异端，辞官更会惹来杀身之祸。他既是司马氏父子的座上客，又是司马氏政权的阶下囚。他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追求山林野趣，行动上却不能超过当权者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他必须在刀尖上舞蹈，在油锅边沿行走。这种自由精神与黑暗牢笼的冲突，清高气节与卑劣腥秽的对立，如履薄冰与狂放无忌的交融，时时刻刻撕裂着他的灵魂。

    三

　　那一年，司马昭辅政，踌躇满志。46岁的阮籍向司马昭请示说，自己曾经旅游东平，乐其风土，主动要求请调山东西南的东平。阮籍此举的本意是为了躲避司马氏和曹魏政权的斗争，司马昭以为他想为自己效力了，高高兴兴地任命阮籍为东平太守。阮籍骑了一头毛驴来到官衙，先把围墙拆掉，然后便整日喝酒。东平一带本来土地荒凉、民俗恶敝，阮籍却在此地登临山水，悠游忘返，自得其乐。他作于此时的《东平赋》抒发了自己孤独、苦闷、哀愁的愤懑情感，表达了隐逸避世、全身远害的愿望。这等玄妙人物，怎堪为官场宫阙所羁绊？

　　可只过了十几天好日子，司马昭又将阮籍调回到身边，将他牢牢攥在手心。司马昭一心想试探他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就追问他的政见主张。阮籍假装听不懂，坚决不谈工作、不谈政治，他时常仗着酒色盖脸，装疯卖傻，装神弄鬼。即使在司马昭的宴会上，别人紧张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又唱又跳，大喊大笑，玩世不恭，疯疯癫癫，像个不懂世事的孩童，更像个有悖常理的精神病人。在严酷的形势逼迫下，阮籍先生应对司马氏骚扰的“技艺”，几达炉火纯青。得意之时，他忽忘形骸，摇头摆尾，世人谓为“痴”，与傻子无异；低落之时，他暴饮暴食，无所顾忌，行状乖张而怪异，引得世人纷纷撇嘴。有人以礼教的名义规劝阮籍正经一点，他翻着白眼说：“礼这玩意，哪里是为我这样的人所设？”

　　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厨房里美酒很多，也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就主动请任要求去当这个毛头小官。这完全是搪塞之语，真正原因是为了脱离司马昭授予他的从事中郎职务，始终与司马氏保持极佳的距离。到步兵校尉任上之后，他不思政务，与另一位“竹林七贤”成员刘伶终日酣饮，以至于街上流言四起，说他俩醉死在厨房里了。阮籍的豪饮是出了名的，当时恐怕只有刘伶在他之上。“阮步兵”这个称谓由此得名。

　　有一天深夜，阮籍酒已醒，躺在榻上，忆往事重重，久不能眠，于是起身打开房门，月光洒进来，照满了整个小屋，微风吹拂着他的衣襟，不知明天的月色会不会还这样好。他叹了一口气，把琴抱过来，盘坐在地上的月光里，随手抚动，琴声幽幽地从指间传出，在琴弦上流动。风吹进来，琴声随风飘出，绕在空气里，传来几声鸟叫，“难道它们也有伤心处？”此情此景，写在《咏怀诗》中，便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一缕琴音，一壶浊酒，让他在这样一个离乱动荡的世界里得以安身立命。在如此的一个危亡、衰乱的年代，他能够希求、盼望些什么呢？

　　阮籍虽然任职步兵校尉，但还常去司马昭的将军府，以维持同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将军府的大宴他是必定要参加的，并且一定要表现得相当不拘礼节。有时，他两腿外伸呈八字形而坐，旁若无人地吹起自己拿手的口哨。有时，他自个儿提罐豪饮，醉态十足，并且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逍遥无为、成仙得道的玄言妙语，也不顾旁人是否厌烦他。就这样，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置上一直逍遥了七八年之久。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号称中国古代最长的组诗，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个千古难解之谜。诗中没有一件事，也没有一个人物，全部是一个孤独者内心的痛苦表白，一个失眠者的朦胧呓语，一个流浪者的寻觅与徘徊，一个放诞者的啸傲与踟蹰。对生命的忧虑，对社会的讽叹，以及对仙境的向往，构成了咏怀组诗的基调。其实，阮籍的《咏怀诗》是循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逻辑而生长的，它既继承了前代诗歌创作的精华，也是后辈学习的圭臬之一。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文学观的体现。阮籍将“意”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境界，这使得八十二首《咏怀诗》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充满启迪作用。从这个思路出发去理解，阮诗也许就会不那么“难以猜测”了。

　　诗中反复感慨的“无常”和“有常”，是对宇宙人生悲剧命题的思考。一切都是无常的，青春、生命、友谊、名誉、富贵、国运等，一切都不是长久不变的，都是可能随时失去的。身处那样一个艰难危乱的时代，他的“忧生之嗟”对人生无常的思考就更加深刻。《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上。

    四

　　阮籍的啸声数百步之外都能听到。有一天苏门山里忽然来了一位真人，樵夫们都在议论这件事。阮籍也去观看，见这个人盘腿坐在岩石旁边，阮籍就爬上山凑过去，双腿伸直坐在他对面。阮籍说起古代的事情，上至黄帝、炎帝的清静无为之道，下到夏、商、周三代圣君的仁政，并拿这些事情向他请教，这个人只是昂着头不予理睬。阮籍又谈起儒家的入世学说以及道家的栖神导气的方法，以此来观察他，这个人还是和刚才一样，凝神不动。阮籍于是对着他长啸。过了很长时间，这个人才说：“你再来。”阮籍再一次长啸。后来阮籍没了兴致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听到上面传来悠长的声音，像是有几个乐队在演奏，山谷中都发出回音。他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个人在长啸。这位真人，成了他《大人先生传》的创作灵感。在回来的路上，阮籍一直若有所思。当晚，他早早便关上了自己步兵校尉府的大门，也不喝酒，伏案沉思默想了一会儿，提笔疾书，写成流传至今的《大人先生传》。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的“大人先生”，寄寓着他的人格理想，表现出浓厚的道家思想，可看出他对于“至德之世”的无限向往。大人先生追求的理想社会顺应自然，纯真朴实。大人先生“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这位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将那些拘泥于名教、自以为是的势利小人讥为“虱”，予以辛辣的嘲笑与痛斥。

　　“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这就是阮籍痛苦与迷茫的形而上根源。然而，沉静下来，“大人先生”便开始冥想他的理想世界：没有君臣之别，没有强弱之分，大家都能顺其自然，尽其天年。阮籍理想的“至德之世”中的审美人格表现为无限自由、精神超脱、飘然世外、游心虚无、齐物逍遥的特征。这是一篇发挥庄子自由、逍遥思想的名文。阮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寄托在“大人先生”的身上，通过“大人先生”同君子、隐者和采薪者三人之间的对话，充分表达了他的“齐万物”、“泯生死”的精神境界，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块独立于人世的栖息之地。

　　时代和人生重新塑造了他，竹林名士朋友们影响了他，阮籍的玄学由老学转向庄学，是与正始玄学不同的另一种玄学思想流派。《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是阮籍最重要的两篇哲学著作。就思想倾向看，不仅与他早些年的《乐论》、《通易论》所提倡的儒家价值不同，而且也与后来的《通老论》中调和儒道关系、倡导儒道合流的观念迥异。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这两篇著作中，阮籍对仁义礼法这一套伦理规范和君臣之分、尊卑之别这一套等级制度，采取了完全贬斥和否定的激烈态度，试图通过“齐物”的方式而超越一切差别，摆脱现实的一切羁绊，追求一种主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或逍遥，表现出一种浓重的庄学精神。

　　由于阮籍的名气实在太大，司马昭不惜屈尊纡贵，想与阮籍结为儿女亲家，那位无缘成为乘龙快婿的人就是后来的晋武帝，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司马炎。司马昭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借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正好又借此改良一下司马氏家族的血统。阮籍青云之士，岂肯委身于司马氏而陷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但如果公然违命，又会招来杀身之祸。就在束手无策之时，他突然摸到了屋角一堆积满灰尘的酒坛。整整两个月，阮籍喝得烂醉如泥，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司马昭派去说媒的人竟然没有机会开口，没法和他对话。阮籍是故意的，司马昭虽然心知肚明，却又不好发作，这桩婚事只好告吹。酒保全了阮籍的女儿，保全了阮氏家族，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和明月之心。

　　平心而论，司马昭是有其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他并不像历史教科书和文史研究者们定论的那样，完全就是凶狠残暴的枭雄和窃国者。至少对阮籍，他是赏识加敬重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一度对玄学活动积极参与，表现出由衷的兴趣。由于阮籍具有深厚的儒道修养，他的主要著述《达庄论》、《通老论》、《通易论》影响极大，阮籍已成为魏晋时代思想文化的无冕之王，也让对清谈颇感兴趣的司马氏兄弟对他产生了敬畏之心，因此，当阮籍入司马氏霸府之后，司马氏兄弟简直就成了阮籍的“粉丝”，由于对玄学的同样志趣和对阮籍名望的崇拜，司马氏和阮籍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融洽和默契。尤其是司马昭，他对阮籍几乎一见如故，当他后来提出结为儿女亲家的建议时，尽管阮籍没有应允，但是并不影响他和司马昭的关系。

　　阮籍也很清楚司马昭对自己的态度，内示威而外怀恩，小节上可以对自己让步宽容，关系到政权利益的原则问题绝不含糊。所以，司马昭对阮籍仍不放心，又派遣钟会出马监视。钟会是个小人，是司马昭的一只鹰犬。钟会想加害阮籍，几次假惺惺地向他请教时政之得失。阮籍早看破了他的歹毒心肠，每次他来时，阮籍都醉眼迷离、语无伦次，可就是没一句话涉及时政，不给钟会留下一丝缝隙。他以慎言避祸，成功地在自己嘴上贴了封条，达到了“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境界，使嵇康先生羡慕不已。阮籍抱着酒坛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钟会寻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而去。

　　阮籍酒中有大智，醉中呈现似醉的清醒和若愚的智慧。薄帷上落满寒冷的月光，衣襟上拂过明澈的清风，在琴声的催化之下，阮籍觉得自己已经超脱了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那张交织着欲望和野心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网，没有重量的灵魂从头顶飘荡出来，与造化万物融为了一体。

    五

　　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阮籍正在下棋。朋友说：“你家遭遇丧事，快回去吧！”他置若罔闻地摇了摇头：“下完此局。”棋终于下完了，悲痛的他“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按照古代礼法和当时的尽孝方式，阮籍必须服丧3年，其间只能素食，还得禁欲。不仅如此，还得在母亲的墓旁搭个茅棚，守墓3年。对活着的人而言，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折腾。阮籍的言行从不愿意循规蹈矩，“居丧无礼”就是一个方面，他的行径惊世骇俗。在母亲下葬那一天，他居然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然后一口气吃了下去，接着又喝了两斗酒。酒足饭饱，才到母亲灵前放声痛哭。哭一声，吐一口血，直哭得死去活来，昏倒在地。由于悲哀过度，他身体极度虚弱，骨瘦如柴，连走路都需要拐杖了。

　　阮籍无视礼法，我行我素。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他参加晋文王司马昭的宴会，依然饮酒作乐。司隶校尉何曾当时也在座，借机对阮籍发难，当众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的母亲刚刚去世。他以重孝之身，居然还出席您的宴会，饮酒吃肉，实在太不像话了。我看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司马昭帮他说话：“阮籍的母亲去世后，他已经悲伤憔悴得不成样子了。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说出这样无情的话呢？何况服丧期间悲伤过度，为了不伤害身体，饮一些酒吃一点儿肉，本来就符合丧礼的规矩。”由此足见司马昭对阮籍的理解、宽容和爱护。

　　阮籍生性至孝，却不守礼制。他3岁丧父，寡母孤弱，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在以自己的生命显示一种阮籍式的孝道，以自己的行动和那些卫道的君子们抗争。连当时权倾朝野的司马昭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母亲的死，阮籍不是不悲痛，而是大悲痛。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没有一点伪装的、真正的悲痛。

　　嵇康的哥哥嵇喜是个追名逐利的官吏，他听说阮母去世，就前来吊唁。阮籍看见他，立即以白眼相向，黑眼珠都被埋到眼皮里了。他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艺术宣示，他不愿让这样的小人来打扰自己的母亲。世人都说，阮籍善使“青白眼”，其实阮籍的眼睛深不见底、水波不兴，人间罕见阮籍的青眼。难得的一次，就是嵇康挟琴带酒来吊唁阮母，这一道青眼也成就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丧母后不久，阮籍到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碰巧有位官员向司马昭报告说，民间老百姓中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当众便说道：“这杀父亲还说得过去，要是杀了母亲就太过分了。”一向拘谨的阮籍如此口出狂言，实在大逆不道。霎时间，文武群臣脸色大变，议论纷纷。司马昭见状也厉声斥责：“我司马父子一直以孝治天下。杀父者罪不可赦，阮中郎你这样说是何居心啊？”看到司马昭动怒，阮籍从容地回答：“不然。我听说禽兽只认得它的母亲，不认得它的父亲。人杀了父亲如同禽兽，而杀了母亲，就比禽兽都不如了。”

　　阮籍的回答让司马昭竟一时语塞起来，其他的部属更是面面相觑、支支吾吾。这阮籍实际上是在讥讽司马氏一伙。古代礼制是把父亲与国君等同看待的，而司马氏将曹操的孙子辈们杀的杀、废的废，这与禽兽有何区别？又有何资格奢谈以孝治天下？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满屋子卫道士们被阮籍戏弄一番，气得皱眉瞪眼。司马昭尽管心里窝火，可阮籍已经喝得大醉，开始胡言乱语起来，只好不计较了。

　　任性不羁、率性而为的阮籍向来蔑视礼教，不拘礼法。而阮籍平日行为之怪异，更为卫道士们所侧目。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年轻漂亮。阮籍常和王戎去喝酒，喝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女主人身上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酒店老板起初怀疑他揩老婆的油，经多方侦察，发现阮籍并无淫意。

　　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还是那句老话：“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有一次，一位才色兼备的兵家女子还没出嫁就早夭了，阮籍与她的家人素不相识，听说这件事后，竟不顾世人议论，径自到早亡女孩的家中凭吊，在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流，不是为冤家而流，只是为了献给一个美好而消逝的生命。这场痛哭坦荡随意，这眼泪非亲非故，既荒唐，又高贵，只为青春，只为美丽，只为一个美好生命的速逝。何等率真，何等自然，何等自由！自然与自由是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也是魏晋风度的人格魅力所在。作为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的狂狷气象在乱世之中被压制，对自由的渴望终于借酒和泪释放出来，更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那个死寂的时代也因此荡气回肠。死生亦大矣，死生之外无大事，对生命存在的焦虑本是人类最深层的本能意识，阮籍对此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而强烈的感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某日，阮籍与本家子弟共饮，以大瓮盛酒，大醉滔滔，有群猪来饮，须臾之间，人猪同醉。

    六

　　以上“事迹”，均见于《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阮籍传》。《晋书》评论说，此类行为，“其外坦荡而内淳至”。这一论断，真乃人性之至论。其狂放行为掩饰下的内心之淳至，是一种拔俗出尘、瑰丽若霞的“超越形质之美”。在《清思赋》中，阮籍将精神遨游与虚幻之美熔为一炉，表达了他对超越形质之美的无限向往。

　　追求“超越形质之美”的阮籍，面对着黑暗现实的包围，一生注定痛苦深重。他只有沉溺酒海，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可是，酒只能让人麻醉一时，酒醒时分的孤独最难将息。阮籍以放诞纵酒为朝隐的同时，内心流着伤痛的血。他的爱与绝望，灵魂深处的苍凉与深沉，在那个花间飞血的时代如此绚丽，于是自残式的狂饮每每化作穷途之哭。

　　阮籍有一个癖好，时常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驱车而驾。他那辆孤独的马车，在如盖的苍穹下，在沉默的旷野上，在荒僻的小道上，摇摇晃晃地逶迤前行，载着一个忧郁而微醉的驾驭者，他手中并没有缰绳，而是满盈欲洒的酒杯。他不知去何处，也不知有何处可去，一个人在颠荡的车身中，酒语喧盈。最后，车轮终于停了，路到了尽头，无处可去。于是，这位驾驭者，傲然独得，放声嚎哭。阮籍就这样在“傲然独得，纵酒昏酣”中度过了自己倜傥放荡、沉郁痛苦的残生，有着许多辛酸，也有着许多真情真性，一切在醉酒中流淌，在宿命中独立和超脱。

　　阮籍的穷途之哭，哭出了士人的千般痛苦和万般无奈，哭尽了历史的困惑和时代的悲凉。其痛苦在于：想归隐不能，想和光同尘不能，想尽孝不能，想保持内心淳正亦不能。他才高，比兴借喻，纵论古今；他气傲，不谄媚，不阿谀，危言危行。然而，魏晋的烽烟湮没了他的才、他的识。

　　阮籍的这一声穷途之哭，哀哀嚎嚎，在历史的天空里，已经回荡了许多许多年了。这是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面对无情的环境压迫和无尽的心灵折磨，所能发出的最强烈也最软弱的抗议。

　　我们似乎看见，阮籍哭完了，像个孩子似的抽泣着，拿衣袖擦干眼泪，慢慢爬上他的马车，慢慢回城里去了。因为，司马昭和他那帮锦衣玉食的喽啰们还在等着他哩。

    七

　　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曹爽集团被灭门，到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夏侯玄、李丰等被诛，齐王曹芳被废；从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立高贵乡公为名义上的君王，平息毋丘俭、文钦的所谓“叛乱”，到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改立少帝曹奂，其间一共11年，阮籍就在这样一种毫无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中走过了他的知天命之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咏怀诗》中这两首非常相似的篇章，很能够说明他中年以后充满焦虑和忧惧的心态。他所“怯言”之心迹，总是埋得很深，因而他所用典故之意旨，“百代之下，难以猜测”。

　　权臣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称帝之心不再掩饰。主子示意，奴才们紧跟。司马昭的党羽郑冲等决定联名劝进，顺势促成司马昭当皇帝，并推举阮籍来写劝进表文。阮籍故伎重演，一连几天喝得烂醉如泥，可郑冲揪住他不放，几次催逼，派人来取。阮籍无可奈何，趁着酒兴挥笔，草草写成，写的时候双手颤抖。这就是引起后人诟病的《为郑冲劝晋王笺》。老郑一见，喜出望外，大加赞赏，称之为“神笔”。这哪里是文章写得好啊，分明是郑冲利用阮籍的才华拍司马昭的马屁，司马昭则利用阮籍的名声来诓骗天下。

　　这个阮籍终于臣服了，这是他一生的耻辱。有的后世论者，据此认为他卖身投靠了司马氏，宋人叶梦得甚至刻薄地说，阮籍写《为郑冲劝晋王笺》，充分暴露了他自己不过是个“裈中虱”而已，建议将他杖毙于嵇康之前。唉，天才一落笔，便成千古恨啊。

　　表文被递上去以后，阮籍就后悔了。他知道，这一次的失足，已经成为他终身用酒、用汗、用血、用生命也洗不掉的污点。跟司马氏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他恨人性的黑暗，他更恨自己的软弱。

　　与嵇康一样，阮籍自视极高，他认定自己是一只高蹈九垓的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这是一只多么高洁无瑕、顾盼自雄的神鸟啊。然而，司马昭的天罗地网，紧紧缠住了神鸟的翅膀，将其变成了一只随波上下的凫鹭，《咏怀诗》（四十一）中写道：“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与嵇康的彻底弃世不同，做官的阮籍一直不涉是非、明哲保身，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但最终还是被政治“坑”了。他的一生活得窝囊，而且极累。

　　这年秋天，年仅39岁的嵇康被杀。临刑之前，洛阳太学的三千学子闻讯，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并吁请他到太学任教。如此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使司马昭深感恐惧，下令急速行刑。临刑之际，太学师生们汹涌前来，流着泪为嵇康送最后一程。天上乌云翻滚，刑场哭声动地。嵇康神情怡然，仰头看看天空中的太阳，挥手辞别众人，尔后索琴，徐徐弹奏《广陵散》。随着他捻动、跳动、颤动的手指，一曲仙乐幽幽响起，又戛然而终。他掷琴高岗上，发出了最后一声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惊闻噩耗，阮籍不免再次号啕痛哭了一场。而此时，他的《劝进笺》正被司马昭广泛利用，在城乡到处张贴，传扬天下，为其登基称帝制造舆论。阮籍想到挚友嵇康一身傲骨，面对屠刀不肯低头，血洒刑场。与宁折不弯的嵇康相比，他确实缺少一种牺牲精神，虽然他也有与嵇康相似的骨气、傲气与逸气，但却没有嵇康的坚持。他本想游戏人生，但却被人生游戏了。

　　企图以隐忍苟活来换取对方的宽宥，结果只是一场春梦。几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阮籍在无限的悔恨和忧郁中身染病疴，离世时仅53岁。阮籍的仕逢之旅，或者说与政治的结缘，造就了一个一生受政治羁绊的文人。他的隽才，他的傲然，他的不羁，他的软弱，导引着他在无序的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走来，又摇摇晃晃地离去。

    八

　　阮之偷生与嵇之壮死，殊途同归。嵇康和阮籍，魏晋之际的这两大天才，至此完全凋零。他们是彻底幸福地睡去了，而且再也不用醒来了。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司马昭篡位心切，却没过多久就死掉了，他的遗志只有靠他的儿子司马炎来完成了。司马炎在洛阳登祭坛，拜天地，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正式登基称帝，以晋代魏，建立西晋王朝，成为中原大地名副其实的主宰。这与当初魏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登基称帝、建立曹魏王朝，仅仅相隔了46年。历史如此惊人地相似，令无数后来者默然无语。

　　曹魏政权和司马政权，不能说谁比谁更合法，更不能说谁比谁更正义。阮籍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历史的吊诡，以及吊诡中的宿命与虚无，他八十二首《咏怀诗》的悲从中来，正是来自于此。但是作为肉身和有限的人，他不得不先后与曹魏政权和司马政权发生利益的纠葛、情感的牵连，违心地做人做官，自由和独立根本无从实现，“大人先生”、“至德之世”的圆满境界更是无法抵达。因此，阮籍深重的悲剧感不是缘自生存的悲剧乃至政治的悲情，而是缘自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合法性的深重质疑而产生的强烈幻灭感和荒诞感，是哲学上的不自由的痛苦、形而上的绝对孤独。

　　阮籍《咏怀诗》（十二）抒写自己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寻觅亲友而不得，实际表现了阮籍对人生本质孤独、欲求抚慰而终不可得的认识。“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阮籍是在用一种假想的、美好的爱说明一个道理：其实没有爱，旷野沉默着。人，生而孤独，生而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