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清明上河图》里精心描绘的城市巨型景观，并非只是为了炫耀城市的壮观和绮丽，而是安顿自己心目中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浩荡的人海。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于是，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张择端看到了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这些微弱勇气汇合在一起，就成了那个朝代里最为生动的部分……
 
　　一个有野心的画家
 
　　张择端在12世纪的阳光中画下《清明上河图》的第一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为这座光辉的城市留下了最后的遗像。他只是在完成一幅向往已久的画作，他的身前是汴京的街景和丰饶的记忆，他身后的时间是零。一袭白绢，他在上面勾画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而忘记了无论自己，还是那幅画，都注定要在时间中经历各自的挣扎。那袭白绢恰似一屏银幕，留给张择端，放映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大片——大题材、大场面、大制作。在张择端之前的绘画长卷，有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唐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北宋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等。但这些画都不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规模浩大、复杂迷离。
 
　　张择端有胆魄，他敢画一座城，而且是12世纪全世界的最大城市——今天的美国画家，有胆量把纽约城一笔一笔地画下来吗？当然会有人说他笨，说他只是一个老实的匠人，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不应该是靠规模取胜的，尤其中国画，讲的是巧，是韵，一钩斜月、一声新雁、一庭秋露，都能牵动一个人内心的敏感。艺术从来都不是靠规模来吓唬人的，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规模，如果规模大到了描画一座城市，那性质就变了。就像中国的长城，不过是石头的反复叠加而已，但它从西边的大漠一直铺展到了东边的大海，规模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那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了。张择端是一个有野心的画家，《清明上河图》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我们对张择端的认识，几乎没有超出张著（张著生卒年月不详，据史料记载，1205年张著得到金章宗完颜璟的宠遇，负责管理御府所藏书画）跋文中为他写下的简历：“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他的全部经历，只有这寥寥16个字，他留在艺术史中的个人简历过于简约，除了东武和京师（汴京）这两处地名，除了“游学”和“习”这两个动词，我们再也查寻不到他的任何下落。“游学于京师”，说明他来到汴京的最初原因并不是画画，而是学习，顺便到这座大城市旅旅游。他游学研习的对象，主要是诗赋和策论，因为司马光曾经对宋朝的人事政策有过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精通诗赋和策论，是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后习绘事”，说明他改行从事艺术是后来的事——既然是后来的事，又怎能如此迅速地蹿升为美术大师？既然是美术大师，又为何在宋代官方美术史里寂然无闻（何况徽宗皇帝还是大宋王朝的“艺术总监”）？
 
　　对我们来说，张择端的身世都是谜，无数的疑问，我们至今无法回答。我们只能想象，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他，怂恿着他，终于有一天，春花的喧哗让他感到莫名的惶惑，他拿起笔，开始了他漫长、曲折、深情的表达。
 
    有人说，宋代是一个柔媚的朝代，没有一点刚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未免草率，如果指宋朝皇帝，基本适用，但要找出反例，也不胜枚举，比如苏轼、辛弃疾，比如岳飞、文天祥，当然，还须加上张择端。没有内心的强大，支撑不起这一幅浩大的画面，零落之雨、缠绵之云，就会把他们的内心塞满了，宋徽宗赵佶就是这样，但张择端不同，他要以自己的笔书写那个朝代的挺拔与浩荡，即使山河破碎，他也知道这个朝代的价值在哪里。宋朝的皇帝压不住自己的天下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张择端，却凭他手里的一支笔，成为那个时代里的霸王。
 
    他画的不是城市，是命运
 
　　他精心描绘的城市巨型景观，并非只是为了炫耀城市的壮观和绮丽，而是安顿自己心目中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浩荡的人海。汴京，被视为“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后的第一个大城市”，这种变革，体现在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平民和商人，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他们是城市的魂，构筑了城市的神韵风骨。这一次，画的主角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身份，比以前各朝各代都复杂得多，有担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驶船的、拉纤的、饮酒的、吃饭的、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挤在共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摩肩接踵，济济一堂。于是，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
 
　　在宋代，臣民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市。而宋代城市，也就这样星星点点地发展起来，以汴京为中心，以原五代十国京都为基础的地方城市，在当时已构成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内商业、交通网。就在宋代“市民社会”形成的同时，知识精英也开始在王权之外勇敢地构筑自己的思想王国，使宋朝出现了思想之都（洛阳）和政治之都（汴京）分庭抗礼的格局。经济和思想的双重自由，犹如两只船桨，将宋代这个“早期民族国家”推向近代。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宋代小说、话本、笔记活跃的真正原因，即：在这座“命运交叉的城堡”里，潜伏着命运的种种意外和可能，而这些，正是故事需要的。
 
　　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知道，在道路的每一个转角，会与谁相遇；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下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那些来路不同的传奇，会怎样混合在一起，糅合、爆发成一个更大的故事。张择端似乎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彼此对话、彼此交融的，就像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多了，故事就繁密起来，那些枝繁叶茂的故事会互相交叠，形成一个庞大、复杂、壮观的故事谱系。他画的不是城市，是命运，是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而这，正是这座城市——也是他作品的活力所在。
 
　　在多变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在辨识、寻找、选择着自己的路。选择也是痛苦，但没有选择更加痛苦。张择端看到了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这些微弱勇气汇合在一起，就成了那个朝代里最为生动的部分。
 
　　画中的那条大河（汴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汴河是当年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段，把黄河与淮河相连。它虽然是一条人工河流，但它至少或以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它为九曲黄河系了一个美丽的绳扣，就是汴京城。即使在白天，张择端也会看到水鸟从河面上划过美丽的弧线，听到它拍打翅膀的声音。那微弱而又清晰的拍打声，介入了他对那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的神秘想象。那不仅仅是对空间的想象，也是对时间的想象，更是对命运的想象。人是一种水生生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都是在水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
 
    在《清明上河图》中，河流占据着中心位置。汴河在漕运经济上对汴京城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汴京的耀眼繁华，这一点就如同没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没有古巴比伦，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古代埃及，没有印度河就没有哈拉帕文化一样清晰无误。但这只是张择端把汴河作为构图核心的原因之一。对于张择端来说，这条河更重大的意义，来自它不言而喻的象征性——变幻无形的河水，正是时间和命运的赋形。于是，河流以其强大的象征意义，无可辩驳地占据了《清明上河图》的中心位置，时间和命运，也被张择端强化为这幅图画的最大主题。
 
    一条不能两次踏入的“河”
 
　　朝代与个人一样，都是一种时间现象，有着各自无法反悔的旅途。《清明上河图》自身都不能逃脱命运的神秘性——即使一千年过去了，这幅画被不同时代的人们仔细端详了千万次，每一次都会发现与前次看到的不同。像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前辈学者，比如董作宾、那志良、郑振铎、徐邦达等，已经根据画面上清明上坟时所必需的祭物和仪式，判定画中所绘的时间是清明时分，张琳德也发现了画面上水牛亲子的场景，而水牛产子，恰是在春天；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的细节却又浮出水面，比如“枯树寒柳，毫无柳添新叶树增花的春天气息，倒有‘落叶枯柳秋意浓’的仲秋气象”，有人发现驴子驮炭，认为这是为过冬做准备，也有人注意到桥下流水的顺畅湍急，推断这是在雨季，而不可能是旱季和冰冻季节……在空间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都确认这幅画画的是汴京，细心的观察者也看到了画里有一种“美禄”酒，而这种酒正是汴京名店梁宅园子的独家产品。但新的“发现”依旧层出不穷，比如有人发现画里店铺的名称几乎没有一个与《东京梦华录》里记录的汴京店铺名称一致，由此怀疑它描绘的对象可能不是汴京……《清明上河图》有如博尔赫斯笔下的“沙之书”，每当合上书再打开时，里面的内容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以至于今天，研究者们都在为画上的内容争吵不休。
 
　　《清明上河图》并非只是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河，一条我们不可能两次踏入的河。
 
　　颠沛流离的人和画
 
　　这幅画的第一位鉴赏者应该是宋徽宗。当时在京城翰林画院担任皇家画师的张择端把它进献给了皇帝，宋徽宗用他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书法，在画上写下“清明上河图”几个字，并钤了双龙小印。他的举止从容优雅，丝毫没有预感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这幅画，都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途。
 
　　北宋灭亡60年后，那个名叫张著的金朝官员在另一个金朝官员的府邸，看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唤醒了一个在金国朝廷做事的汉人对故国的缅怀。他在自己的跋文中没有记录当时的心境，但在这幅画中，他一定找到了回家的路。他无法得到这幅画，于是在跋文中小心翼翼地写下“藏者宜宝之”几个字。至于藏者是谁，他没有透露，800多年后，我们无从得知。
 
　　金朝灭掉北宋一百多年后，这个不可一世的王朝就被元朝灭掉了。《清明上河图》又作为战利品被席卷入元朝宫廷，后被一位装裱师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盗出，几经辗转，流落到学者杨准的手里。但它只在杨准的手里停留了12年，就成了静山周氏的藏品。到了明朝，《清明上河图》的行程依旧没有终止。宣德年间，它被李贤收藏；弘治年间，它被朱文徵、徐文靖先后收藏；正统十年，李东阳收纳了它；到了嘉靖三年，它又漂流到了陆完的手里。
 
　　《清明上河图》变成了一只船，在时光中漂流，直到1945年，慌不择路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把它遗失在长春机场，后来在一个大木箱里被人发现，又几经辗转，于1953年底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才抵达永久的停泊之地。
 
    至于张择端的结局，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被历史弄丢了。但无论他死在哪里，他在弥留之际定然会看见他的梦中城市。他是那座城市的真正主人。那时城市里河水初涨，人头攒动，舟行如矢。他闭上眼睛的一刻，感到自己仿佛端坐到了一条船的船头，在河水中顺流而下，内心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自由，就像浸入一份永恒的幸福，永远不愿醒来。（祝 勇 ：作家、学者，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等，曾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主创多部历史纪录片，主要作品有《我爱你，中国》《辛亥》《岩中花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