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由我国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到了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由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加速汉化，多民族的融合，使疆域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宗教的传播速度。随着南北之间政治交往的和谐，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促进了北方文化的蓬勃发展。因为宗教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的成规模的造像摩崖刻石。如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繁荣的文化又为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拓展了新空间。墓志造像题记等随处可见。但是大字刻石多分布在齐鲁大地，如莱州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位于青州的玲珑山尤为集中和丰富。尤其是云峰山的刻石笔力雄强、气势磅礴，或端庄雄浑或纵横高迈，有“北朝第一”、“文苑奇珍”之美誉。它与大基、天柱和玲珑山的北朝刻石共同组成了“云峰刻石”。“云峰刻石”以一山之名概括四山刻石，证实了云峰山刻石至尊的历史地位和书法价值。
 
    云峰刻石是北魏书法艺术中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扬帖抑碑，独尊“二王”的积习，却使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长期受到冷落。自隋唐至北宋500年间竟无人问津。北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其《金石录》中虽有著录，也未引起后人重视，复沉寂山林又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清代乾嘉之后，碑学之风大盛，刻石才得以重现于世，为众多书法、金石学家所推崇和著录。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云峰刻石的保护管理。云峰山摩崖刻石在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俗称“笔架山”，传说当年赵匡胤到莱州三山观海，回头眺望云峰，见山形酷似文房中的笔架，“笔架山”便脱口而出，遂流传至今。云峰山位于莱州市城南7．5公里，西连高望山，东接寒同山，北眺大海，南毗群峰。山虽不甚高，却峰奇林秀，奇石盘踞，景色宜人。云峰山上共有手书碑记、诗赋、题名等北朝刻石20余处，另有宋、明、清刻石20处，共计40块刻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并依山势自然分布，形成一座天然碑林。“山不在高，有书则名”，云峰山不仅景色优美，更以其拥有众多的北朝刻石而驰名中外。而这座天然碑林的开创者就是时任光州刺史的郑道昭。
 
    郑道昭，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出身于河南的荥阳郑氏。郑氏在当时为中原四大望族之一。以经济起家，以文章名世，“绵荣千载，联光百世”。北魏孝文帝时更确认为汉族最高门第之一，并与之结为姻亲。由于出身显赫，加之郑道昭“少而好学”、“博学明俊”又“好为诗赋”，是一个颇有文化修养的人。入仕后，郑道昭历官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光青州刺史等职。任职期间，刚正清廉，深得民心，得史家好评。《魏书》上说他“在其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他曾数次上表，建议兴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虽然这些意见未被采纳，但说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有见地、有抱负的人。可能因为史学家重其官职的评说，尽管郑道昭的书法技艺之高，但在中国书法史上一度没有大名载入史册，幸好有云峰诸山的摩崖刻石存在，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他精湛的书法艺术刻石。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书法艺术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另一鼎盛时期，篆、隶、草、楷、行各类书体日臻完善。北碑南帖自成体系，成就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就是在这种学术气氛浓厚的社会风气下出现的。他写墓碑端庄而内涵灵动，不僵不滞；诗有道家风仪，飘逸中有凝重，不流于浮华；抒情小品，玲珑中藏厚重，不陷于佻挞浅薄。他的书法确是以篆、隶的笔法写楷书，用笔是方圆并用。字体的分行布白也是参以篆籀的汉简。所以能在谨严茂密中有疏散飘逸之美，在浑朴古厚之中寓有隽永之趣。他的用笔，圆笔以迥环婉转出之，方笔若斧劈刀斫中锋行笔。侧锋起笔，时而俯仰顿挫，时而直贯横扫，在静中有动，在动中有静。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隶书意味的魏碑体。这种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处于由汉隶向唐楷的转化过渡时期，独树一帜，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代表性之作，书法界一般称为《郑羲下碑》，位于云峰山山腰，为郑道昭纪念其父郑羲（文公）所做摩崖。正文高280、宽360厘米，全碑1236个字，正书额题方笔大字“荥阳郑文公之碑”，露锋出笔，捺笔成角，锋锷森严，气宇轩昂。整碑字迹清晰，刻工精良，虽经历1500年的风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其书法雄健宽博，圆转凝重，取横衍之势，具有篆书笔法，隶书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楷书的端庄之象。集众书体于一身，有云鹤海鸥之态，此书为魏碑圆笔的楷则，被康有为誉为“隶楷之极”。
 
    沿《郑羲下碑》再上主峰，向西摩崖刻有著名的榜书大字《论经书诗》和《观海童诗》，字体较郑羲下碑更得天然之美，结体端庄宽博，用笔有方有圆，方圆兼施，于扎实稳重中力求飞逸与洒脱。郑道昭在此山上除留有上述举世瞩目的摩崖刻石外，还有多处道教石刻和记游石刻。这些零星题刻大小不一，随石形或横或直或斜刻在山崖巨石之上，错综变化，苍润飘逸，表现了书家娴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历代学者均有赞誉，康有为赞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像不尽”；包世臣评价此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赵朴初先生写诗赞道：“方圆南北纷争议，独于此例无异词，掖县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祝嘉先生称郑道昭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王羲之并列，并在其《书学论集》中评价到：“云峰诸刻，则有方圆并用的，且粗的不觉其肥，细的不嫌其瘦，纵笔所至，无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
 
    清光绪六年（1880），云峰刻石拓本传至日本，对日本书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日本书道界奉为“宇内正书之大观”，纷纷临习、收藏、著录，并给予研究。云峰刻石的盛誉使东瀛墨客趋之若鹜。
 
    郑道昭依他自己的文化积累和智慧创造出了楷书的一种成熟写法，并巧妙地尝试创造了部分汉字的简便写法，为我国现代的汉字改革及书法艺术由隶向楷的演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郑道昭的书法艺术，不论字体的结构、全幅的章法，其遒丽浑穆，飘逸自然，确属天成。人常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从郑道昭书写的《郑文公碑》一类的刻石中不难看出他学识渊博，居官惠政，是一位卓有政绩的封建官吏。从他大气磅礴的《论经书诗》一类的书法作品中，似乎就可以看到他那虚怀若谷、放逸坦荡的胸怀。由此可见，郑道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云峰刻石突出的历史贡献。
 
    云峰刻石，这个庞大的书法艺术群刻，也正以其绚丽多姿的风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朝书苑的盛况，为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渊流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云峰刻石这朵书苑奇葩，将永远闪烁着精粹的艺术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