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壶春绞胎瓷瓶

　　宋代士大夫谋求君子与君主共治天下，“以能辨君子与小人”的虞舜与周武（周武王）为“聪明之圣者（圣君）”，认为君王与君子共治天下，则天下治兴；君王与小人共治天下，则天下乱亡。

　　但是，小人常“居庙堂之高”，君子常“处江湖之远”。

　　“怀州致仕人李洵”即“竹林吟叟”，就是在“君子与小人”都在谋求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斗争中，被迫回到老家怀州修武县赋闲的。

　　先是赋闲，而后“李洵大夫”，这位“河朔君子儒”，又在蔡京等奸佞小人的鼓动下被宋徽宗“直入（元党籍）续籍”，成为一位光荣的“元党人”。

　　“竹林吟叟”在云台山百家岩上，刻下自己的《百家岩》诗，至今犹存：

　　明月池边酌玉，玉未倒玉山颓。秋风吹断华胥梦，卧看飞云过岭来。君子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梦想，被小人搅乱了。李洵只能学习晋代“竹林七贤”领袖嵇康，啸傲山林。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曰：‘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风姿秀美，玉树临风，后人常用“玉山”比拟他，以致拿“玉山”状写大丈夫佳姿；嵇康善饮，饮后常醉，醉后摇摇晃晃，常自倾倒，遂以“玉山自倒、玉山未倒、玉山颓、玉山倾”等形容醉酒、醉态。

　　但是，什么都有例外，这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李洵“玉未倒玉山颓”——既然他在强调酒杯未倒，自然其“重”，不是“买醉”；何况其诗最后落在“秋风吹断华胥梦，卧看飞云过岭来”。

　　这种“买醉”，也许是强调唯我独醒，抑或暗喻北宋将亡——朝廷会毁在小人即蔡京等奸臣手里。

　　但是，清醒与买醉，都是于事无补的。

　　“君子有党”、“君子与小人”的理论划分，从北宋末年的实际政治效果看，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绞胎瓷从“君子之瓷”，演进而为“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还是政治，“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似乎都是一种最高境界。

　　但是，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还强调了“小人同而不和”。

　　因此，绞胎瓷走到“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只是显得更有了文化，依然缺乏灵魂。

　　真正赋予绞胎瓷灵魂的，是坐落在当阳峪窑址之上的圆融寺，是佛家禅家，而不是儒家，乃至道家。

　　“绞胎瓷无论作为‘君子之瓷’，还是诠释‘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都没有错。”焦作市修武县圆融寺住持释果建法师说，“绞胎瓷铸造的是‘和’，是和合大美；但在佛家这儿，这是万物‘圆融’之德。因此，与其说绞胎瓷是‘君子之瓷’，背后非要暗藏个‘小人’，倒不如说绞胎瓷是‘圆融之瓷’。”

　　圆融之瓷

　　“圆融”，消弭了绞胎瓷承载的“君子与小人”的矛盾与对立。

　　先秦时代，“和”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是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和”不是“同”，它有别于“同”。

　　譬如烹调，酸、甜、苦、辣、咸“绞”为一“菜”。五味调和，才有五味俱全；五味俱全的菜肴，才是佳肴。

　　譬如音乐，宫、商、角、徵、羽“绞”为一“曲”。五音调和，才有五音共鸣；五音共鸣的乐曲，才是神曲。

　　《左传》中，有晏婴“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其云：“和如羹焉……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以水济水”、“琴瑟专一”，是说同类事物简单重复，不能做到五味相济、五声调和；只有多种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因素相互调和在一起，才能铸造出大美与大音。

　　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中，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说君子在与人交往中，应当恪守和谐友善之道，不必苟同于对方的一切；“同而不和”，是说小人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思，附和别人的言论，则不苟同他人的观点，怀抱不和谐友善之心。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极为正常的。在此，孔子只是强调君子当肝胆相照，小人则见风使舵。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可能划出不同的圈群，形成不同的帮派。因此，也就有了范仲淹的“君子有党”、欧阳修的“君子与小人”的政治宣言。

　　“君子与小人”一旦挣脱孔子所言的日常“人际关系”，走上政治舞台，其害，亦莫大焉！

　　也许只有佛家所说的“放下”——在政治舞台放下“君子与小人”，国家才会安宁。不然，谁在台上，都会依仗权威，就去骂在野之人为“小人”。如此这般，争斗必将愈演愈烈。这，已为北宋一朝政治的实践所证实。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能够放下的，不是“河朔君子儒”李洵等，而是出家当了和尚的圆融寺禅家。

　　这一说法，有何根据？

　　一如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所言，这么多年，在焦作古墓考古中，始终难以发现一件绞胎瓷器——尽管绞胎产地就在当地的当阳峪古窑。

　　但是，在圆融寺附近，乃至圆融寺故址之上，绞胎瓷片、绞胎整器，乃至绞胎瓷窖藏，时有发现。

　　窖藏，显然是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如失国藏鼎一般，被圆融寺和尚当做一种神器掩埋的——也许因为宋、金或金、元之战。在当阳峪窑遗址，不时发现烧好的整窑素胎，乃至当阳峪“瓷谷”深处竟然有“死人谷”，正是一种诠释。

　　“灾难突然降临时，也许当阳峪陶工乃至圆融寺和尚，被逼入深谷，惨遭集性大屠杀。”释果建法师说。

　　圆融寺遗址所见绞胎瓷，可能是当阳峪陶工供养的，也可能是圆融寺和尚自制的。就和尚自我烧制绞胎瓷器而言，这在那个农禅并举、禅家强调自我劳动的时代，当然是极为可能的——至少，圆融寺是把绞胎瓷当做自己的灵魂、来供奉的。

　　“圆融”是什么？

　　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是佛教哲学六大核心性范畴。而“圆融”，恰是中国禅宗佛教的最高理想，无量般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庞朴先生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西方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差可比拟。通俗一点说，不妨叫‘中华智慧’。说得简单点，可以叫做‘一分为三’，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

　　这里的“三”，不是只有‘三’，而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三”。

　　“圆融”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不只是禅家才有，只是与儒家、道家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其与当下流行的“中和”，相似相类。

　　玉壶征心

　　无论圆融，还是中和，作为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