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诗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有诗云：“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崇唐魏，盖犹三代民。”还有诗云：“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这些诗句，简要地叙述了客家人的迁移史，明确指出客家人的祖根在中原。客家人的族谱家乘中也都记载着来自中原或根在河洛，例如：

《蕉岭赖氏族谱》云：“赖氏居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晋移治今河南许昌），已更数代……西晋永兴间，列室官浙东，从东海王越，讨成都王颍，卒于军，一子元公，公二子：长厚，次庄，迁松阳家焉。”

《嘉属刘氏族谱》云：“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鲁王，继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东迁洛阳，遂家焉。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迁居于江南。”

《崇正同人系谱》卓氏条云：“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祎者，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同书吴氏条云：吴氏“世居勃海，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同书陈氏条云：“故陈氏郡望称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 同书郑氏条云：郑氏“世居中州，南宋孝宗时，有郑清者，以太师贬官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检，遂家上杭。” 同书凌氏条云：凌氏“世居河南，至唐有凌孜，为会稽太守，迁居余杭；宋时，凌吉由余杭迁江西会昌。”

《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云：丘氏“先世由中州迁闽”。

《蕉岭汤氏族谱》云：“迨黄巢乱后，汤氏从中原南迁。”

《道光五华蓝氏谱》云：“我蓝氏，系出汝南（今属河南）。”

蕉岭《程官部黄氏家谱》云：“侃公，由江夏而迁光州（南朝梁置，治今河南光山县，唐移治今河南潢川县）之祖也。仅方数世，锡祖字天与，因寇乱，由光州固始（今属河南）入闽，卜居邵武之和平。”

《古氏重修族谱序》云：“汉魏齐梁之间，以古著姓登朝者，不乏人；迨及唐季，散居河洛……至宋由北而南。”这里所说的“河洛”，即黄河与洛水，指这两条河之间以洛阳为主的河南西部地区。

客家由中原大批南迁始于何时，说法不一。一说始于秦代，如吴炳奎等人的《梅州客家简说》云：“梅州客家先民来到梅州，最早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驻岭南戍边的五十万大军，其中一部分留在梅州地区安家落户。”一说始于东汉，认为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及军阀混战时期，自中原流亡到江南的许多士族，有一些即是客家的先民。一说始于晋代，认为《闽书》所云“晋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及《台湾省通志·氏族篇》中所说晋代从中原入闽者13姓中，就有客家先民在内。还有说始于唐者，始于五代者，始于南宋者，因而形成客家大迁移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等多种说法。

提出客家人“大迁移五次”的，是现代史学家、客家问题研究专家罗香林教授。他在其所著《客家源流考》中说：“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至的，那就不能悉计。”该书所附《客家迁徙路线图》（附后）及《客家迁徙路线说明》，对五次迁徙的原因与路线，作有如下阐释：

第一次：自东晋，受五胡乱华影响，由中原迁至鄂豫南部，及皖赣沿长江南北岸，以至赣江上下游，为迁移之第一时期。（由西元三一七年至八七九年。）

第二次：自唐末受黄巢事变影响，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旧居，再迁至皖南，及赣之东南，闽之西南，以至粤之东北边界，为迁移之第二时期。（由西元八八0年至一一二六年。）

第三次：自宋高宗南渡，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之影响，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粤之东部北部，为迁移之第三时期。（由西元一一二七年至一六四四年。）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响，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第三时期旧居，分迁至粤之中部及滨海地区，与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更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为迁移之第四时期。（由西元一六四五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五次：自同治间，受广东西部事件，及太平天国事件之影响，客家一部分人民，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等，为迁移之第五时期。（西元一八六七年以后。）按：“广东西部事件”，指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部的台山、开平、四会一带土著与客民因争土地而发生的械斗事件。

从“图”中可知，客家迁徙的始发点有四：一支自洛阳迁至上蔡、新蔡（均属河南）；一支自灵宝迁至光州；一支自长治（今属山西）迁至新蔡；一支自开封（今属河南）迁淮阳（今属河南），再迁颍州（今安徽阜阳）。这四支移民，除一支自山西出发迁入河南境外，其余三支均是自河南出发向南迁移的。以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迁徙，均是以前一时期旧居为出发点的“再迁”。

实际上，客家先民开始自中原大规模南迁，并非只在晋代，而是在几个朝代，有多次，始发地也并非只有上述四个，而是更多。这是因为客家是中原先民历代南迁的产物，而中原人的南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当然，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南迁，则始于秦朝。此后，历代不断，以晋代、唐代和宋代的迁徙最为显著。中原人为什么外迁？一是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需要向外寻找出路；二是中原地区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人民不愿再受战乱之苦；三是自然灾害频仍，人民无力治理；四是不堪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五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六是由于官职调迁、游学、经商、避仇等原因。那么，为何迁徙的主要目标是南方呢？这是因为南方开发较晚，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好，战事较少，社会安宁，所以，除了强制性的迁徙外，南方便成了中原人理想的移居地。为了说明中原先民南迁与客家的关系，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简要叙述一下自秦朝以来中原先民的几次大规模南迁。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始皇本纪》及《南越列传》等书记载，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大将王翦率60万大军攻楚，前223年破寿春，灭楚，“因南征百越之君”。最先由屠睢带领几万人深入岭南（即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二省及越南北部一带），接着又由任嚣、赵佗率水师分两路增援，终于抵达目的地番禺（今广东广州市）。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南海龙川令，连同他们带去的秦国军人，都在岭南地区定居，是为最早大批南迁的中原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３个郡，强制迁徙逋亡人、赘婿、贾人到那里，让他们戍守岭南。这里所说的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逋亡人，指因拖欠、逃避国家税役而逃跑，后被捉住的人；赘婿，指穷人将儿子典给富人为奴，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后主家以女相配之人；贾人，指设肆售货的商人。这一批移民，数量约有50万至60万人。次年，秦国又强制迁徙一批中原人往五岭地区戍边。不久，秦始皇应赵佗的请求，迁中原15000位缝衣妇女至五岭地区。她们都同戍守岭南的秦军官兵结为夫妻，在当地定居。上述南下定居的男、女汉人，统被称为“中县人”，亦即中原人。

两汉时期，中原人曾几次南迁。公元前120年，关东大水，西汉政府组织了一次大移民，其中，有一批人被迁至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人民遭受到空前浩劫，为了求生存，许多人流亡到江南，徙居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广东及越南等地。

西晋时，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和由匈奴族入侵形成的“永嘉之乱”，已使黄河流域居民遭受到沉重灾难，加之大旱灾、大蝗灾和大瘟疫等，接连发生自然灾害，逼得居民无法生存，于是，中原士族和民众大批南迁，到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去寻找出路。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起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又有一批中原士族渡江避乱。两晋时期南迁的中原人，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闽书》说：“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文中的“永嘉二年”，即308年；“板荡”，出自《诗·大雅》中的《板》、《荡》2篇名，因这两篇诗皆咏周厉王的无道，所以后人便用“板荡”作为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宁的代名词：“衣冠”，因古代士以上之人戴冠，衣冠连称，是古代士以上的服装，所以“衣冠”引申为指士族、士绅；“闽”即今福建。《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则说晋代从中原入闽者共13姓，即林、黄、张、刘、杨、郑、邱、何、詹、梁、钟、温、巫。其实远不止这13姓，主要是从洛阳出发迁往江南。《晋书》、《南史》等书的人物传记中，对中原许多名人的南迁时间、南迁后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鉴于两晋时期流亡到南方的人太多，东晋政府专门制定侨寄法，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有司、豫、兖、徐、青、并等6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

唐朝初期，福建南部的泉州与广东东部的潮州一带，畲族酋长蓝奉高、雷万兴等集结人马，劫掠城乡，为害百姓，即志书所云“蛮獠啸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朝廷派归德将军、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陈政任岭南行军总管，率府兵3600名、战将123员，入闽平乱。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士兵多病，初战失利，陈政军退守九龙山待援。朝廷又派陈政的哥哥陈敏、陈敷率领58姓军校前往增援。陈政的母亲魏氏，带着陈政14岁的儿子陈元光随军前往。赴闽途中，陈敏、陈敷相继病亡，他们的母亲魏氏代他们率众入闽。仪凤二年（677年）四月，陈政病故，21岁的陈元光代父领军，经过九年战斗，平定了局势，报请设置漳州郡。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朝廷诏准建置漳州于绥安，辖漳浦、怀恩二县，任命陈元光为漳州刺史兼漳浦令，并准其自别驾以下官员可自辟置。当时的漳州一带，地僻人稀，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大部分地区基本荒芜。陈元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使漳州方圆数千里没有发生战事，群众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为南疆的开发和安定建立了丰功伟绩，因而被后人尊为“开漳圣王”。随陈氏父子戍闽的中原将士，两次共64姓约7000人，几乎全部在福建漳州安家落户，参加军垦，有的与当地妇女结婚，有的把家属迁闽。据福建《云霄县志》及《唐开漳龙湖宗谱》记载，中原迁闽的64姓是：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丘、冯、江、石、郭、曹、高、钟、汪、洪、章、宋、丁、罗、施、蒋、欧阳、司马；军眷有400余户、40姓，其中除与上述64姓相重者外，尚有卜、龙、尹、韦、甘、邵、金、耿、谢、宁、弘、名、阴、麦、种、上官、司空、令狐等姓氏。

唐玄宗时，由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前后历时７年多，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再次给中原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河南处于战乱的中心地带，受害尤烈，因之又有大批人移居南方，数量之多，无法胜计。这次南迁的河南人，有贤士大夫和农工商人，还有拥有先进丝织技术的手工工人以及其他人员；徙居地有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等。

唐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寿州人王绪在黄巢起义的影响下聚众起义，攻克固始，固始人王审潮（一名潮）、审邽、审知兄弟三人参加义军，王潮被任为军正。后由于义军为蔡州刺史秦宗权所败，王绪被迫率众由固始南下，经江西，攻入福建。王绪心胸狭窄，滥杀无辜，引起将士不满。885年，义军至漳州，王潮与诸将囚杀王绪，被推为将军。王潮约束部下，“所过秋毫无犯”，886年攻入泉州，降唐，任泉州刺史；893年攻入福州，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任福建观察使；896年升为威武军节度使；898年初死，由其弟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尽有今福建之地。909年，王审知被后梁封为闽王。他提倡节俭，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境内安宁；又收用唐流亡人士为辅佐，建立学校，开辟海港，招来外国商贾，奖励通商，使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固始随同王潮、王审知入闽的共有27姓约5000人，全部在福建定居，为开发和建设福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记载，这27姓是：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廖、庄、苏、何、高、詹、沈、施、卢、孙、傅、马、董、薛、韩。有关史书和谱牒里记有这27姓人入闽的事迹，还有其他姓氏入闽资料。此外，据《十国春秋》记载，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认为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距战乱中心最远，可以避难，所以有许多人徙居于此；还有唐代被贬谪到南方的一些官员的后代，以及在南方做官因战乱而无法回归的北方人，也都留居当地。除了两广及越南，还有迁入今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者。

北宋末年，金军攻破东京，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1127年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南宋开始。此后，南宋政府南迁扬州，又逃到镇江，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从靖康之变至南宋定都后的一段时间，中原人主要是从河南开封一带出发，多次大规模南迁，成批行动者持续约40年左右，上自皇帝，下至市民百姓，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以及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员，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以前各次迁徙，自然所包含的姓氏也难以胜计。此次南迁的中原人，以寓居浙江、江苏者为最多，其次还有迁至上海、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者。

在中原人历代南迁中，发生在唐初与唐末的两次固始向闽越大移民，在河南迁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闽、台的影响尤为深远，因而闽、台许多姓氏的族谱里都有明确记载。由于陈氏父子、王氏兄弟及他们所率领的部众，都是以军人的身份入闽并为开发和建设福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皆以“唐朝军人”为荣；加之，唐代盛时，声誉远及海外，所以，他们的后裔移居台湾以及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后，便以“唐人”自称，海外各国也因称华人为“唐人”。既是“唐人”，大唐江山就是故土。久而久之，“大唐江山”简化为“唐山”，于是成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对祖国或故乡的一种习惯称呼，并由此生发出一些带有“唐人”的地名和关于“唐山”的一些故事。如海外华人的聚居地被命名为“唐人街”、“唐人町”，台湾人称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基为“唐山过台湾”等。

    当然，从中原南迁的不一定都是客家人，但客家人却是因为河南先民的多次南迁才形成的。无论是三次、五次、六次、九次大迁移，均起自中原，主要是今河南。因此，说客家人祖根在中原或河南，都是言之有据、确凿无疑的。

如上所述，客家人系中原汉人南迁而形成，但并非所有南迁的中原汉人都是客家人，且南迁之初也没有“客家”这个名称。那么，客家民系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客家”称谓又是因何而产生的呢？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因为这个在客家研究中被称为“客家界说”的问题，众说纷纭，并未统一的答案。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说：“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五代以后……客家一系，以僻处丘陵地带，外缘较少，其语言变化，尚不若潮语广州语等之剧烈。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居，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这里明确指出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其标志是有集中居住地（主要是闽西南、赣东南、粤东北），说客家话，“与其邻居不相混”。他又说：“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展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衮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客’的称谓，虽说由来已早，然其民系的系统构成，则当如上述的在五代以后。”这是说客家的“客”字来源于东晋元帝时的“给客制度”，与唐宋时期政府簿籍中的“客户”一词也有关；民间在“客”后加“家”，通称“客家”；先有“客家”称谓，五代以后才形成客家民系。

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语言学系客座教授沙加尔博士《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说：“所谓客家人，应该是‘客户—主户’这个相对的称呼而来的。”

1987年出版的《民族辞典》对“客家”的解释是：“汉语广东方言称为‘恰卡’（Hakka），‘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

陈美豪先生《思考与探索》（载于《客家民俗》1989年第一期）说：“由于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认为就是‘客家人’这种称谓的由来。”

陈修先生《“客家”称谓新说》（载于《嘉应大学嘉应师专学报》1989年第三期）说：“所谓‘客家’就是‘河洛’二字之音变，而记录语言者则‘依声托事’，误将‘河洛’以同音或近音字去代替写成‘客家’。所谓‘客家人’，即‘河洛人’，亦即从河洛地区迁从而来的。”

刘佐泉先生《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在论述“客家”称谓由来时说：“客”，“一是对主人而言的客人”，“二是指一些外来的地位比较低的人民”；唐宋时期政府编的户籍上的“客户”，指的“是没有土地的租田生产的佃户（佃客）”；“绝大多数客家先民都是佃客（佃农），或多住山区，所以直到长期定居，形成客家村乃至客家县的时候，仍然比较贫困”；“家”是词尾，“来自口语”。又说：“‘客家’之称谓来由：一因客家先民大多数为‘佃客’之故；一是相对于‘广府’、‘福佬’而言，先入为主，后进为客的‘客’。故‘客家’一词便包涵两层意思：一是经济、阶级地位而言的，一是入粤时间顺序而言的（客家人入粤最迟）。概而言之，‘客家’者，后来迁入并多充当佃客的北方南下汉人之谓也。”关于客家话的形成与“客家”一词的始出，该书说：“客家先民虽肇始于秦汉及东晋‘五胡乱华’之际，而客家方言的源头却在中唐‘安史之乱’流徙至江西居住时期、形成于赵宋。至于‘客家’这个名辞是十七世纪才出现的，以前的地方志没有提到这个名辞。在后来的文献中不仅出现‘客家’，而且常常是‘土客’并提。”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该书说：“客家高度的种族集团（民系）自觉性的形成，乃至客家民系最后形成的标志是清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年）客家学者徐旭曾先生所作的《丰湖杂记》。”即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不在秦、汉，也不在元、明，而是在清代。

综上所述，客家的“客”字来源于东晋元帝时的“给客制度”，与唐宋时期政府簿籍中的“客户”一词也有关；民间在“客”后加“家”，逐渐才有了“客家”的称谓。先有“客家”称谓，到了17、18世纪才正式形成客家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