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磁山文化陶器纹饰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密切。

    5.比较的结果

    从以上对比的情况看，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实在是太接近了，它简直就像裴李岗文化晚期的一个阶段。陈旭同志认为磁山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晚期的一个类型⑨，是有道理的。但是磁山遗址出土的器物与裴李岗文化相比较，毕竟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如裴李岗文化的锯齿石镰、两端弧刃铲、陶勺、三足鼎和三足甑形器等典型器物，在磁山都没有发现；裴李岗文化的双耳陶壶，在磁山文化中也有变异。磁山出土的各种形制的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则非常少见；磁山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如陶支架和平底浅腹直壁盘以及四足鼎，在裴李岗文化中是见不到的；磁山的陶器纹饰还有编织纹、细绳纹和麻纹，特别是红彩曲折纹，在裴李岗文化中也是看不到的。因此把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看待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如此，磁山文化许多因素渊源于裴李岗文化，这也是客观事实。关于老官台文化，虽然有些器物似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明显地不属于一个文化系统。

    （二）与仰韶文化比较

    仰韶文化有各种类型，现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相比较。裴李岗文化典型的石铲、石镰和四足磨盘，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找不到踪影（淅川地区发现有锯齿镰，不属半坡、庙底沟类型）；裴李岗文化的提水工具如双耳球形壶、蛋圆壶，在半坡和庙底沟也很难找到同类器，不过裴李岗出土的一件Ⅳ式壶（M16），小口、双耳、尖圆底，似为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的祖型；裴李岗文化最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壶、钵形鼎（或称三足钵）、罐形鼎，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是比较少见的，如姜寨、史家村和三里桥等遗址就没有见到三足器，庙底沟遗址出土了那么多陶器，只有一件三足釜，半坡遗址发现了上千件的陶器，只复原了一件钵形鼎。以上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因素，例如半坡、姜寨、史家村诸遗址中均发现有指甲纹，半坡还有个别的篦纹；半坡发掘报告中介绍的钵（图八八：2、5）、碗（图八九：9)、深腹罐（图一O六：4）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有些近似。半坡遗址出土的盂（图九二：11、14)和庙底沟出土的盂（图二一：H59：25、H322：07)与磁山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半坡出土的直壁浅腹平底盘与磁山的同类器基本一样。盘、盂之类的典型器物和指甲纹、篦纹，在老官台文化中没有发现，这就说明这两种器物两种纹饰可能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其他几种器物虽然与裴李岗文化的相似，但其渊源还应是地域相同、时代较接近的老官台文化。因此，从总体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并不十分密切。
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陶器纹饰有锥刺纹、乳钉纹、划纹、附加堆纹和指甲纹，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比较接近。后岗类型中发现有无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后岗出土的陶钵（H2：1、H8：3、H8：4）、下潘汪的Ⅱ式钵（T31④：17），与裴李岗（A区M23）和磁山的钵（T8②H22：142），下潘汪I式钵（H129：5）与磁山I式盘（T11②H63：335），武安赵窑的陶碗（H4：1)与磁山Ⅲ式碗（T3②：542)等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下潘汪出土的盂（T33④：25）与磁山Ⅵ式盂（T18②：207）和Ⅲ式碗（T13②H29：227)也很相似。武安赵窑的深腹罐（T22②：14B）、下潘汪Ⅱ式罐（T45④：25），与裴李岗Ⅲ式罐（M33）和磁山I式罐（T23②：461）相似。武安赵窑的小口双耳罐（T22②14A）与磁山Ⅲ式小口双耳罐（T25②：428）基本相同。特别是下潘汪的Ⅲ式壶（748④：4）和界段营的壶（H50：1）与裴李岗的I式小口双耳球形壶几乎完全一样。后岗发现的罐形鼎和钵形鼎不仅与裴李岗的同类器相似，而且出土的数量也较多⑩，它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盛行三足器的传统。后岗类型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也很大，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是从全部情况观察推断，它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年代距离较远，但其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

    （三）与大汶口文化比较○11

    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年代距离较大，文化面貌也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大汶口文化中能够看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大汶口文化某些器物的渊源。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纹饰，虽然较裴李岗文化的种类多得多，但是其中也发现划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篦纹、编织纹和点状压印纹，基本上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裴李岗文化的圜底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钵形鼎（三足钵）、罐形鼎等各种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各处遗址中都能找到它的同类器。如大墩子的Ⅱ式罐（大M30：4、大M17：4）虽然无耳，但其形状则近似于裴李岗和莪沟的陶壶；陶钵（大M2：8)与裴李岗、莪沟、磁山的相似；大墩子的陶盆（大M30：10)和西夏侯的陶盆（TI②：3）与磁山的平底直壁浅腹盘非常相似；大墩子的小口双耳罐（大T36)、刘林的小口双耳I式罐（211：10，M66：3）、景芝镇的小口双耳Ⅴ式罐，与裴李岗文化小口平底双耳壶基本上一样；西夏侯的陶壶从裴李岗文化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刘林发现的带把的陶碗，它的祖型就是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或称带把瓢）；景芝镇发现的圈足碗和假圈足碗，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看到同类器；在西夏侯发现了一件非常特殊的器物，原报告称为三足罐形甑（T2②：1），在裴李岗文化的莪沟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残器。另外，裴李岗文化中的带肩石铲和磁山文化中的陶支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发现。

    现在再从整体来看，裴李岗文化盛行的双耳壶是提水的工具，这类器型在大汶口文化中普遍发现。大汶口文化盛行的背水壶就是在双耳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裴李岗文化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钵、钵形鼎、罐形鼎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而且又有新的改进。大汶口文化同样是盛行三足器的，例如：景芝镇出土64件陶器中，三足器即有17件；刘林遗址复原了32件陶器，其中罐形鼎20件，盆形鼎、钵形鼎各1件，共22件；刘林墓葬的陶器共530件，其中三足器一类即有220件；大墩子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97件，其中三足器即79件；西夏侯发现陶器601件，器型共20种，其中三足器即有164件；大汶口出土的完整的陶器共1015件，不同器型14类，其中三足器即有206件，各种陶壶即有223件。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大汶口文化确实盛行三足器和各类陶壶，与裴李岗文化的老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以上介绍的整个情况来看，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超过了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

    四、结语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类文化，它的时代已跨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阶段。嵩山东麓的广大地区是它分布范围的中心。裴李岗文化对老官台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它的直系“祖先”；裴李岗文化对磁山文化影响较大，磁山文化当是它的主要继承者。老官台、半坡、庙底沟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归属于它们的文化系统。裴李岗、磁山和后岗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有较大的影响，但同样它也不能加入这个发展系统。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有缺少的环节，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尽管如此，大汶口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大汶口文化的全貌，它的许多因素当另有渊源。从裴李岗文化发展的地域来看，它的势力向西发展不大；有一支从嵩山地带向北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后来又接受了半坡类型的影响，形成了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有一支向东发展融合了其他类型文化，最后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留在以嵩山为中心地带的文化，大河村类型可能是它的远世后代，拟另文论述，这里从略。（许顺湛）

    注释：

    ①本文依据以下几个发掘报告的资料论述，在论述中凡提到裴李岗文化，或提到裴李岗和莪沟的考古资料一律不再加注。《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②⑥《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③《介绍新发现的一种古代文化》，《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④《略论裴李岗文化》，《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⑤《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本节主要依据这两处遗址对比，一律不再加注。

    ⑦《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

    ⑧《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⑨《仰韶文化渊源探索》，《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⑩《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1958—1959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试谈豫北、冀南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

    ○11本节依据以下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在叙述中不再加注。《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山东安邱景芝镇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