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看待嫘祖的传说

    嫘祖故事的发生是和黄帝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黄帝和嫘祖的传说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均有若干黄帝史事的记载，《山海经》、《世本》等著作中已有有关嫘祖史迹的部分记载。然而，囿于先秦时期文献资料的极度贫乏和先秦时期史料固有的复杂性。加上当时人们历史观念的局限，有关黄帝和嫘祖的传说，有争议的地方甚夥。西汉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依靠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献和大量传说资料，并辅之以实地考察，第一次勉强拼凑出包括黄帝在内的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但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仍一再强调“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司马迁撰著《五帝本纪》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为后人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在这样的著作背景下，司马迁依据《山海经》、《世本》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也将嫘祖的传说写进了《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显然，在《史记》成书前的先秦、秦汉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嫘祖仅仅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正妃”，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材料中的“正妃”、“天下”均为人类文明时代的术语，将其置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显然并不符合史前社会的历史实际。

    将嫘祖与教民养蚕相联系，显然是较晚的事。据现有的材料看，宋代罗泌《路史》中有关于嫘祖教民养蚕、以供衣服的传说，内容较为丰富。《路史·后纪》说：“黄帝元妃西陵氏日倮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由此可见，至宋代，嫘祖教民养蚕、以供衣服的传说方在民间广泛传布。嫘祖的传说从开始发生到内容不断丰富并最后定型大致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历史。嫘祖传说的形成过程正和三皇五帝的传说一样，是“层累地造成的”。既然如此，我们认为，将不同时期流传于各个地区的有关嫘祖的传说一概视为信史，显然是从根本上无法站住脚的。

    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曾先后受到信古、疑古辨伪再到“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古史研究也在此学术背景下不断走向深入。尤其近年来新石器时代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新的考古学资料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日渐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中国古史研究不断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嫘祖的传说似乎也绝非后人有意的向壁虚构，其中必然有若干可信的史实为基础。《愙斋集古录》、《攟古录》收录金文有“*[女+疊]妃”、“*[女+疊]妊”名称，孙诒让《古籀馀论》以为，“*[女+疊]字为嫘祖二字合文”。陈直先生据此推测：“传说之黄帝元妃嫘祖，事或有征。”(《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1页)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讲道：“黄帝传说是非常重要的，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是一个包含着神话文明的素地。它既有神话，也有史实，不可一笔勾销。”他又强调指出：“传说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李学勤《黄帝传说一定有历史的“素地”——<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光明日报》2005年4月19日)考古学家郑杰祥先生也曾讲道：“传说中显然会有一些夸张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原始人总把自己的首领歌颂为半人半神的人物，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所有原始首领人物的一般特征，黄帝等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于传说时代人物的事迹，我们固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应完全否定。”(郑杰祥《黄帝与嫘祖》，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以上两位先生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嫘祖的传说无疑颇有帮助。

    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表明，嫘祖与黄帝传说的发生应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农耕文明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稻作农业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先民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夏、商、周时期，农耕业已成为华夏民族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战国、秦汉以后，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的复合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黄帝和嫘祖的传说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经过先秦、秦汉时期学者的综合、概括、整理和加工而逐步形成。嫘祖的传说首先应有诸多先秦、秦汉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不同旧说作为基础，而这些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旧说中必然应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素材和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对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嫘祖的传说很好地进行一番整理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流传已久的传说中似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嫘祖来自传说中的西陵氏集团，西陵氏集团与传说中的黄帝集团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内结成胞族，互为婚姻，生息繁衍。

    2．降居江水、若水的青阳、昌意集团显然应为黄帝和嫘祖所在西陵氏两族结合而形成的胞族不断增殖裂变的结果。

3．以黄帝和嫘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先民共同开启了农耕文明，蚕桑和丝绸文化构成嫘祖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  蚕桑、丝织业起源的考古学考察

    田野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是世界最早发明蚕桑、缫丝、织绸的国家。目前已知最早的蚕茧是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半个蚕茧。1928年经美SMITH- SONION学院鉴定，确认它是蚕茧。尽管有的学者曾经对此提出过疑义，称“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但迄今为止，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西阴村的发现是可靠的，并非仰韶文化中的“孤证”(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对后者不断给予重要的支持。1980年和1981年，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两件陶蚕蛹，其中一件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室鉴定，系家蚕蚕蛹(唐云明《浅述河北纺织业上的几项考古发现》，《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5辑，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出版，1981)。此外，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有陶蚕(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瓮棺发现的纺织品标本，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研究室鉴定，不仅有用麻织的布。还有用蚕丝织的帛和罗(张松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以上材料表明，中原地区蚕桑业的起源是很早的。

    在祖国南方地区，中国先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也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目前发现的较早的丝织品是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该残片中的绢片尚未炭化，但已变质，长2．1厘米，宽l厘米(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1979年有关单位对残绢片作进一步鉴定，“确认为长丝产品，经纬向丝线至少是由20多个茧缫制而成，没有加捻。股线平均直径为167微米，丝缕平直。绢片是平纹组织，表面细致、平整、光洁。经密52.7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陈维稷主编《中国古代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根据C14的年代测定，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的年代至少不会晚于2630BC±140年，所以，学术界公认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和丝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此后，在江苏吴江梅堰(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出土的器物上均曾发现有蚕纹图案。以上材料表明，长江流域似乎亦有可能为我国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地之一。

    正因为蚕桑、丝织业是在我国许多地方先后开始的，所以有关嫘祖的传说在全国各地流传颇为广泛。仅刘守华先生所举学术界所言嫘祖故里。即有湖北宜昌、四川绵阳、山西夏县、山东费县和浙江杭州等说(刘守华《嫘祖传说考辨》，《中华民族之母嫘祖》，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马世之先生所举另有湖北黄冈、湖北浠水、四川茂陵、四川盐亭、河南西平诸说(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以上各种说法分别在不同地区长时期流传，应该说皆非空穴来风，它们均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不能一概否定。

    三  嫘祖文化流变管见

    值得注意的是，嫘祖的传说一开始就与黄帝的传说紧密相连，所以．马世之先生称嫘祖文化为炎黄文化的亚文化(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黄帝的传说虽然流传地域颇为广泛，但目前绝大多数古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均赞同传说中的黄帝一系属于中原文化系统。2006年5月18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嫘祖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分别就嫘祖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发表了个人意见。2006年10月15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西平县委、县政府在西平再次召开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经过论证，大家取得共识，一致认为嫘祖故里在西平。正如与会专家所论，嫘祖故里在西平的说法有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和大量风物传说材料作为支持，其他诸说均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以上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在此，笔者对以上意见，略作补充，以期求教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大家。

    笔者以为，嫘祖里籍的诸多说法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期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与吸收的背景。考古学资料均表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很早就是华夏族群先民生息、繁衍的地方。与此同时，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均发现有不少新石器文化遗存和不同文化类型，它们的文化内涵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但又或多或少地与相邻文化或中原文化相互渗透。嫘祖的传说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正说明嫘祖文化的源头应该是多个而不是一个。但应该强调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惟有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广泛吸收了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山东半岛、江淮流域和北方地区等各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一脉相承，继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中原地区以外的诸多种新石器文化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止步不前乃至倒退的迹象。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育，中原地区也因而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应该说，嫘祖的传说应该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融合了周边地区各族流传已久的有关嫘祖的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整理和加工而逐步形成，并最终融合于中原地区炎黄文化系统。

    嫘祖文化在中原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地根植于中原文化系统。夏、商、周三代及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所在黄河流域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远比长江流域重要，在此后长达数千年，中原地区一直居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经过古代学者的改造和统一．最终定型后的嫘祖传说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在称为天中地区的西平一带广为传颂，应该说是无足为怪的。（周书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