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字正腔圆的豫剧手机铃声响起，杨学景用豫东北的口音应答。如果不是事先得知，记者怎么也无法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青年是近千年前雄踞西北的党项族后裔。

　　平原上的“党项人”

　　其实，我们家里一直都知道家族是西夏的后人。这种党项族后裔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秘密。

　　1227年，西夏王朝覆亡于蒙古大军的无情铁蹄之下，而党项族的后人在华夏大地上仍然不绝如缕。随着民族融合的潮流，他们中的一支，已经成为今天汉族的一部分，生活在位于豫鲁两省交界的河南省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和西杨什八郎为代表的12个村子中。它们为目前我国境内找到并得到确认的西夏后人聚居地之一。这部分西夏党项族后裔，人数超过4000。不过，他们已不再是骁勇善战的党项士兵，已变为民风淳朴的中原农民。居住于杨什八郎的杨学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一支姓杨的村民，都是党项遗民唐兀公的后人。唐兀是蒙古姓，在蒙语中即为“唐古特”，与“党项”有对音关系，所以学者据此认为该姓氏属于党项族。杨家的一世祖唐兀台归顺蒙古之后，随大军征服金国和南宋。唐兀台逝于兵营，墓地不详。二世唐兀闾马在父亲亡故时只有十岁，他也身在军中，后来参加了攻克襄阳、樊城的关键战役，立下战功而受封。然而这位唐兀二世却不是只爱弯弓骑射的武夫。他后来功成身退，相中了这片中原沃土，定居在杨什八郎，并且开启了这一家族耕读传家的门风。至元末明初的唐兀崇喜（以下称“杨崇喜”），已私下将姓氏改作杨。其后，该家族用杨作为姓氏。保存在当地的唐兀公碑、家谱和自杨崇喜开始编辑的《述善集》等物证经学者研究之后，他们西夏遗民的身份得到了确认。这批西夏人的后代，曾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不无神秘色彩。

　　记者随杨学景来到他的家中，与家族相关的资料都保存在他家西面厢房中。杨学景取出曾经来调查的海内外学者的照片，还拿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滨的西夏文书法条幅。杨氏的传世家谱等文件保存在四个叠放在一起的绿色铁柜之中，柜门上用红色油漆涂着“唐兀杨氏全族谱书”8个楷体大字，还有小字写着“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他一再不好意思地说，“农村的保存环境不好”。其中一个柜子的锁已经损坏，杨学景和记者努力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无法把它打开。

　　杨氏的家谱抄本为熟宣纸本，工笔小楷抄录，平时装在黑色塑料袋中，外面再套上硬纸板的文件盒。家谱抄本一共38本，分装在17个盒子里。杨氏的家谱还有一幅旗帜模样的，抄在一块长4米、宽2米的帛布上。这套家谱历经风险而保存至今。最险的一次是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入侵濮阳，杨学景的祖父带着它们逃走，日本兵在后面放枪，好在都没有打中，又好在前面有一条大沟，他跳进沟里继续跑才算逃脱并且保住了家谱。

　　“他们把家谱看得和自己的眼睛一样，甚至可以说比生命都重要。”记者到濮阳县政府文化与旅游局走访时，该局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陈丽娜这样告诉记者。

　　这部家谱从杨家的一世祖唐兀台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据杨学景介绍，现在杨家已经传到二十八世。杨家自第九世分为9门，有些房的后人外流，与大家族失去联络，从此再无音信。说到这里，他不由地流露出几分惋惜之色，“要是不外流，这里的杨家可能要有一万人还多。”

　　2001年，杨什八郎的村民有过一次前往宁夏的“寻根之旅”。老支书杨美贵、杨学景等三人到银川寻访祖先的故土，留下了在西夏王陵、承天寺等处的合影。这一行他们没有如愿找到祖先的居所或者同族人。他们的结论是，祖先是草原上的牧民，找到其定居地并不容易。不过，又有学者根据杨氏传家的《述善集》中的一篇文章推测，唐兀杨氏的故地应在今甘肃武威。

　　动身前往濮阳之前，记者采访了最初研究这一支西夏人后裔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崇岳，希望能了解这些西夏后裔与周围居民的区别。他告诉记者，濮阳的党项族后裔现在已经高度汉化，在外貌、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周围其他村民已经没什么区别。

　　抱着获得新发现的心态，记者想在细微处找出一些党项族后裔的独特之处。在记者的追问之下，杨学景介绍，他们与周围汉族人不同的一个风俗是办丧事不做告庙活动（民俗，丧礼中亲友到庙里为死者求神保佑），这可能是党项族的遗风；而此地盛传的“喝了什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会伸伸腿儿”的民谚，就是说村民素有习武之风，这同样可能来自党项族先人的尚武传统。“我小时候还有人练，不过现在已经不兴了。”杨学景说。

　　当记者问起他们的西夏后裔身份和目前的民族归属，杨学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汉族人，民族成分登记的也都是汉族。”说到被确认为党项族后人的前后变化，杨学景显得有些淡然：“其实，我们家里一直都知道家族是西夏的后人。”对他们来说，这种党项族后裔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秘密。“别处的汉族人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过来的，我们杨家的人不这么说，我们知道祖籍是在宁夏贺兰山。”虽然杨学景也喜欢涂涂写写，但是西夏文毕竟太复杂了，这一支西夏后人中没有人懂得这种文字。记者发现，他们还请学者把自己的名字翻译为西夏文写在照片上留念。

　　走出杨学景家，走入这座杨姓聚居的村子，感觉不到它与周围其他普通的中原农村有什么显著差别。村中街道严整，几条狗在其间闲逛。一些富裕的农民盖起了二层楼房，建起了镶嵌瓷砖的门楼，大门往往开在院墙的东南面或者南面。瓷砖上有文字和图案，很多是门楼上的对联，经常出现的横批是“家和万事兴”，寄托着普通百姓对家庭和睦、家业兴旺的期望。一些院墙上还镌刻有“泰山石敢当”这五个小字。在村中，能够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和相互间的礼让，人们见面都会打招呼问候。记者到老支书杨美贵家里时，这位正在劳动的老者放下手中的活计迎过来，并且还将院门大开，表示对来客的尊重。记者推测，这些是杨氏家族长期以来习染中原儒风、敦风化俗的结果。

　　麦田里的唐兀公碑

　　真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报》呼吁一下加强对这些文物的保护。两位杨姓的后人一同说着他们的期望。

　　证明杨什八郎等村杨氏为党项族后裔的重要物证唐兀公碑就坐落在杨什八郎村南面。记者到达时，朝阳辉映之下，早晨的白霜还没有消融，还有些稀稀落落的树叶挂在枝头。金堤河大桥下的金堤河自西向东，水面不宽，河水清澈，能看到河底大团的水藻。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金堤，它如同一条带子，与河水相伴着东西伸展。唐兀公碑就在金堤河北岸、金堤以南，紧靠着209省道，位于公路东面的一片麦田之中。整个墓区并没有围墙，可以随意进入。

　　杨学景一年前将自己的饭店搬到河北岸，紧邻唐兀公碑，做起了义务的“保护人”。他带领记者踏入麦地去参观墓区。虽然这片麦田在此有点儿“不合时宜”地“介入”了墓区，他还是尽量躲闪着不踏到麦苗。老支书杨美贵也特地来接待记者。

　　墓区主体为唐兀公碑。唐兀公碑面朝河而立，有重建的碑亭。碑通高3.2米，碑身为0.7米见方，下端每面浮雕斗拱三垛，有状如圆帽的盝顶。其盝顶莲座镂雕的奇特造型，现已少见。

　　该碑全称为“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府百夫长唐兀公碑”， 碑文为杨崇喜的老师潘迪所撰，记述了墓主自唐兀台至唐兀闾马、达海、崇喜等历代情况。该碑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其时已经是元末，至今已有654年。

　　该碑经过了杨家人的生死守护，得以保存至今。一旦战乱、水灾等要来的时候，杨家人只要一听到风声，就会连夜将碑埋好，以防万一。如果有人来破坏此碑，全族上下又会众口一词地保守秘密，说碑早已经不在了，等到危险过后再将碑挖出来重新立起，所以历经了多次的兵乱和运动，该碑仍旧存世。唐兀公碑的最近一次沉埋是“文革”之前，而后于1983年又重见天日。唐兀公碑1986年11月被确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碑亭后面则是六座用砖砌成墓体的坟丘，基本呈一条直线东西排布。每座墓前原都有墓碑，今都不存碑身，只有碑座。杨学景很热情地指点给记者看上面的细雕花纹。他告诉记者，现在只有最大一座被指认为是唐兀二世的墓，其他的几座墓主还不知晓。其中一座也曾经被盗墓贼“惦记”过，在后面留下了一个探孔。他将自己饭店移到唐兀公碑附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护墓区文物。

　　唐兀公碑自从重新竖立起来之后，虽然后来碑体安装了钢化玻璃保护，但是毕竟风雨无情，碑上文字已经开始风化，北面的文字已有些难以辨识。“真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报》呼吁一下加强对这些文物的保护。”两位杨姓的后人一同说着他们的期望。

　　与他们有相同心思的是县里文化旅游部门的负责人。长期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陈丽娜告诉记者，唐兀公碑是濮阳的重点保护文物。她表示，保护规划实际上一直在考虑，计划写进县里的“十二五规划”，希望未来五年能够对唐兀公碑景点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

    传说中的杨家人

　　入明后杨家确实出过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杨大本，但是他的得官应该不像按照帽子进行“自选”那么轻易。

　　记者在同为党项族后裔聚集村落的西杨什八郎走访时，向在街上闲谈的村民请教关于村子的历史。中年村民指着一位有些驼背的老者，说他对这些掌故了解得很多。这位老人穿着有些陈旧的青色中山服，带着一顶有点儿像赵本山演小品的那种经典帽子。他的牙已经不多，看得出已经阅尽了不少岁月。

　　老人介绍，“杨什八郎”的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早在唐兀氏来此之前，相传有十八位杨姓的士兵退居此地，所以该地被称作“杨什八郎”。唐兀家本来居住在今杨什八郎。当年，杨家的居所被河水泛滥冲毁一部分，水退后各家便在自家地里建屋，于是分出了若干个杨姓村庄。

　　在元明易代之际，杨氏家族的命运可谓有惊无险。因为毕竟祖上曾给元朝服务，数代领有军衔，新的统治者究竟会不会善待他们这些与蒙古人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关系到家族生存的问题。杨氏不但没有遭到受迫害的命运，反倒获得了新朝的好感。据老人说，在燕王扫北（也就是朱棣征伐蒙古）时，杨崇喜大力支持明军，捐献粮草达百车。所以，杨家跟迫害没沾边，还获得了功绩。

　　关于杨家祖先和新王朝的关系，老人还讲了一个有几分离奇色彩的传说。明朝皇帝下了诏书让杨家派人到京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凶吉祸福，最终选派了一个单身汉去，因为他没有妻室，即使有去无回也没什么牵挂。谁想，是明朝皇帝因为感念杨家的贡献，要封杨家人做官，下诏书就是要他们派人挑官做。这位面圣的杨家人撞上了好运，但他不懂官的大小，只凭着官帽花翎的好看程度来选择。结果，他挑中了侍郎，因为这顶乌纱好看。“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呢！”说到这里，老人有点儿得意。从此，杨家有了京官，族中开始有人走上仕途，当时去京城的一路上都有杨家同族人接应照顾，族人上京，不用喝外姓人的水。但是，自从清亡进入民国以后，杨氏后人出去做官的就少了。

　　老人所说的“看帽子挑官”故事，自然经不住推敲考究，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记者注意到，在杨家的家谱抄本中可以找出，入明后杨家确实出过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杨大本，但是他的得官应该不像按照帽子进行“自选”那么轻易。

　　大融合中的后裔们

　　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

　　关于濮阳的杨家如何从党项武夫变身为耕读传家的汉族农民，也可从《述善集》等文献中找到脉络。自从定居在杨什八郎，前几世的唐兀传人都保留了元军的军籍。但是，这个家族的后人逐渐与周边其他民族通婚并且改变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

　　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

　　作为西夏学的一部分，学术界对西夏后裔的寻踪一直没有断绝。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找到的资料提出了诸多说法，更有李姓人证明自己为西夏皇族的后裔。除了濮阳杨氏之外，还有安徽合肥的余氏家族等被专家认定为党项族后裔。这一支的后裔，也保存着能够证明自己民族渊源的族谱。余氏的先祖也为归顺元朝的党项族人，家族中的余阙在元末对抗起义军的战争中为元“死节”，可见其对元朝的认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宁夏博物馆吴峰云曾到安徽考察，在合肥找到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两位老人，并对后人聚集点进行调查。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余氏后人余华珍、余华龙兄弟处访得《余氏宗谱》，又在余君龙家访得《洪涛山余氏宗谱》。据说，在合肥和安庆的余阙后人数目多达5000。不过，近年来合肥小南门外的西夏后裔已经由于各种原因逐渐离散了。正如白滨评价余姓西夏人后裔时所说，“西夏灭亡后的党项羌族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被融合了，由党项族姓氏改为余姓，是融入蒙古族抑或汉族，或由蒙古族而为汉族，总归作为西夏的党项羌族是不存在了”。

　　记者离开杨什八郎时，在车上眺望唐兀公碑。它静静地矗立在碑亭中，似乎在诉说一段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记忆。昔日横行西北的马上民族后裔，已变成安居于中原沃土的农民百姓。历史的惊涛骇浪，在这里化作了平静的生活溪水脉脉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