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家族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从平民到大富，彰显着典型的豫商精神。图为叶氏庄园临街的巍峨建筑。

    “叶氏庄园三百年盛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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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盛夏文图

    叶氏庄园，耕读传家。如它这样规模或更大的庄园，中国封建社会中，遍布中原，遍布全国。它们的生态图景，是回溯历史时不可忽视的一笔。因此，有必要把中国封建庄园史做简略回顾。

    “中国历史上庄园制，最早出现于东汉，魏晋时形成高潮，以后有过衰落期，至中唐后再度产生。东汉魏晋庄园与中唐后庄园不同，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在中国，庄园被历代王朝抑制，又被历次农民战争摧折，但总是死而复生，形成中国式的历史循环。”上海经济学学者盛帮和道。

    中国古代庄园制度起源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原因多样，概括地说，一是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世族豪强的勃兴，三是商人力量的强大。

    土地兼并导致的大庄园，成为“国中之国”，对政府不利。历代王朝都通过制度设计抑制兼并。但无论井田制、王田制、名田制，或是均田制，都无法切实地推行，有的被废除，有的存名无实，有的推行一时终于废弛。土地终究由分散而集中，或者说分散是相对的，集中是绝对的。

    中国社会最大的土地兼并力量是官僚、世族，还有商人、寺庙道观等。原始公有制、大地产私有制、小土地私有制，是土地制度的三种形式。庄园制属大地产私有制，经东汉历魏晋而至唐，逐次演变，究其原因，当为土地兼并的迅猛与剧烈。

    东汉魏晋庄园，实行的是坞壁及荫附制度。坞壁是方形庄园，绕以高墙，前后设大门，四隅有方形角楼，是庄园也是堡垒。坞壁中有佃客、徒附、宾客、部曲（私人武装）等。实施荫附制度，佃客自由度极小，对庄园主人身依附极大。中唐后以至于明清庄园，是“田庄”形式，实行的是租佃制度，佃户与庄主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佃户相对自由，两者关系松散。

    唐以后王公百官、富豪圈占土地，争建庄田。明朝有皇族庄田和贵族庄田，名义是官田，实际是私有土地。庄田来源，一是屯田所得土地，一是圈占民田，再就是没收罪臣土地。

    清朝有皇室庄田、贵族庄田和八旗庄田，各类庄田多为圈地所得。另外还有大小地主兼并的庄田，大如巩义康百万，土地竟达十八万亩，“头顶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小如商水叶氏家族，也有良田千顷。

   由史料可知，唐之后，“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地主与自耕农，不足总人数的20%~30%，70%~80%都是佃农。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说得更清楚：“吴中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自耕农占十分之一，佃农占十分之九。到了清代，即便是在乾隆盛世，土地兼并仍然很厉害。康家与叶家在这一时期，都已拥有大量土地。

    “在中国，土地兼并与庄园被看作历史的负面元素，总是受到来自农民战争与王朝力量两方面的压抑，却总是衰而复兴，周而复始。事实是，封建庄园的消亡与土地兼并的社会性危害的克服，乃有待于现代型土地市场的建立。”盛帮和认为。

    “崇俭朴”“教子孙”成大业

    叶氏家族，处变不惊，深藏不露，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终于从平民到大富。它和巩义康百万家族，都昭显着典型的豫商精神。

    豫商勤俭为本，耕读传家。叶氏祖训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崇俭朴”：“冠婚丧祭祀，切戒奢侈，应遵俭约习俗之本。大节固不可废，而丰俭当不失宜。丧祭循土庶之分，冠婚守当今之制……至于衣服饮食居室，循份量力，毋纵恣，以暴殄天物。”

    叶氏虽有庞大庄园，把大半积蓄投诸上面毫不吝惜，但很多细节反映其俭朴本性。“一号院的三进院，都是楼房，但放东西的二楼，墙壁都不粉刷，楼板下平上不平，因为楼板下面是一楼天花板，所以下平。叶家不花没用的钱。”商水县文管所所长王天星道。

    叶氏俭朴安分，这从其丧葬中也能反映出来。

    清嘉庆三年（1798年），叶家六代创业者叶纯，以78岁高龄过世。他是叶家第一个贡生，又是大商人，为叶家发展壮大立下大功，但他的丧事“照老百姓规矩，用桐木棺外加椁，葬于家族墓地。设宴用平常席，不上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五七、百天祭祀习俗全免，由后人到家族坟地送纸、哭祭。为叶纯这样办丧，惹得十里八村村民拥到街口、茔地观看”。商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员杨冠华道。

    省下来的钱，叶氏在庄园门口设舍粥棚百天，赈了灾民。

    叶家祖训中有一条“教子孙”：

    “凡我子孙，谁不愿贤良方正。乃或溺于宠爱，昧于大体，或吝其秉气。不延严师，是以入于庸流，礼义不知，伦理不识，将来枉国法玷辱祖先，虽子弟不材，实咎在父兄也。凡有子孙者，当其幼时，宜就师傅。收其于心，端其学习，使质材有成。若果顽梗不类，教而不善者，即鸣众送官，务必痛惩自新。”

    “教子孙”，叶氏贯彻得最彻底。家族兴盛后，马上设“四而堂”私塾，收族中子弟入学，族中先后出了很多读书人。民国时，叶家十四代叶长仁夫妇还在庄园内办平民小学，招收贫家子弟免费求学。抗战数年，七区联师、七区联中书声琅琅，响彻庄园。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叶家从康熙末年发家，一两百年间一直不衰，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与豫商家族注重“教化子孙”，密不可分。

    中华商业文明“根在河洛”

    豫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豫东商丘是商族发祥地，4000年前，商族人已首创物品交换。从《诗经·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等记载看，春秋时，中原商业往来非常活跃。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大商人范蠡和吕不韦都是河南的。2400多年前，南阳范蠡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经商十八法”；濮阳吕不韦，筹划完成了“货天下”的宏图大业。

    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水路两岸商业发展较快。春秋时郑国大商人弦高靠水运在巩义境内犒劳秦师，保全郑国。明清巩义康百万家族地处河洛交汇处，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清代商水叶氏家族，也是因沙河而兴。像中华文明根在河洛一样，中国商业文化之根也在黄河沿岸地区，是黄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精神风貌。在叶氏家族身上，多有体现。

    豫商诚信义利。叶家发家，传说中即源于诚信。传说代代流传，已化成家族血液里的东西。

    豫商乐善好施，欲取先予。叶氏家族，通过多种方法，恪尽士绅义务，筑城寨治洪水，赈灾兴教，反哺社会，教化百姓。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形象，又反过来促进了家族商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豫商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叶氏堂号名“慎徐新”，创新的同时，强调慎重，循序渐进。而康家大院匾额楹联上，到处是“致中和”、“居贵敬”、“端洁退让”等字样。康家家训“留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留余”与“慎徐新”，均深味中庸之道。

    豫商审时度势，善抓商机，敢为人先。

    叶氏家族因沙河而兴，叶氏庄园濒沙河而建，这是善抓商机。“当初叶家定居邓城后，就看中了沙河交通便利，从事石货贸易。生意慢慢发达，码头上叶家船只很多。叶家把码头买下，老百姓称它‘叶埠口’。沙河对岸，还有部分叶氏后人聚居成村，叫‘叶埠口村’。”叶家后人、94岁的叶峻岭道。

    叶家在商水县商家中，率先到周家口设门面做买卖，由经营山货转而多种经营，这是敢为人先。

    嘉庆二年（1797年），叶方盈在周家口设钱庄，名“德昌和”。叶家与山西平遥乔家、曹家，祁县元家、水家生意上往来多年，钱庄红火。调查豫晋两地市场，他又从扶沟和太康购进棉花卖到山西，又从山西买回小枣、花生、烟叶运回周家口，薄利多销，盈利丰厚。

    叶家与巩义康家，作为典型豫商，他们从经营方式、文化理念、财富使用等方面，和晋商、徽商，有鲜明差异。

    从经营方式看，晋商开创了金融业。徽商以钱庄、典当为主，晋商徽商足迹遍天下。康家叶家地处中原，认为金木水火土，土为中，土生万物，信守“土能生白玉、土可发黄金”，守中虚外，不放弃土地经营，兼营别业。

    从文化理念看，晋商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经商，次等子弟科举。徽商由商做官，官商两济。康家叶家位于天下之中，深受河洛、儒家文化影响，将“耕读传家”视为根本，亦农亦商亦儒，把读书好、营商好与土地联系起来。

    从财富使用上，晋商发达后，回家建大院建城堡式建筑。徽商两条路，一是回家盖豪宅别墅，二是让子弟们捐官走仕途。豫商如康家叶家把挣的钱购买大量土地，叶家土地过千顷，康家竟有十八万亩。他们建起庞大地主庄园，自给自足，自产自销。

    社会在进步，豫商在发展。新时代豫商们，正以穷则思变的创富动力，重商重文的文化底蕴，诚信义利的经营理念，低调内敛的个性特征，创造着财富，书写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