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伏羲考辨

    ——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
 
    王  剑（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周口，466001）

    【摘 要】从伏羲在神话传说中的遗存、传世文献的记载及其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确立过程中可以看出，伏羲的原型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观念，亦即“元气”，伏羲的形象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神到帝的演变，是古代人们历史意识不断丰富的结果。西汉刘歆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新五德终始说将伏羲附援于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确立了太昊伏羲“百王之先” 的地位。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古史帝王世系，应参照考辨，去伪存真，廓清历史真相。

    【关键词】伏羲；太昊伏羲；帝王世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帝王世系中，太昊伏羲氏被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地位十分显赫。然而，自古及今，关于伏羲氏的名号、时代、地望、族系等问题争讼不已；伏羲是人还是神？太昊和伏羲是一人还是两人？这些问题一直湮漫不清。但是如果我们沿波溯源，理清太昊伏羲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上述这些问题便会自然得到解决。

    一、古代典籍中的伏羲

    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写法，除“伏羲”（《庄子·人间世》）之外，还有“伏戏”（《庄子·大宗师》）、“伏牺”（《法言·问题》）、“包牺”（《易·系辞下》）、“宓犠”（《汉书·古今人表》）、“炮牺”（《汉书·律历志下》）“庖牺”（《水经注·渭水》）、“虑羲”（《管子·封禅》）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孟子》等对伏羲未置一词。既便是记载神话人物、古帝王甚多的《山海经》中，仍未有伏羲一席之地。

    最早记载伏羲的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然庄子此公好古，“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所言伏羲，亦虚亦实，亦神亦人，大都是托名设譬，借以形象说理，未可当作信史。《庄子》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有5处，2处出于“内篇”，3处出于“外篇”。在“内篇”与“外篇”中，伏羲在古帝中的排位有所不同。属于“内篇”的《庄子·人间世》：“是万物所化也，禹、舜应物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庄子在这里将伏羲列在禹、舜之后。《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地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这里是说“道”体无形、功用无限，狶韦氏运用“道”来整顿天地，伏羲氏运用“道”来调和元气。此段人神相杂，星月并现，十分混乱，《庄子》的许多注家疑为后人添加。我认为指其为后人添加则未必，但起码说明伏羲在这里尚未从神话脱形为人祖。

    《庄子》“外篇”学术界历来认为是战国末或秦汉时期庄子后学所增益，不出于庄子之手，时代晚出。《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犠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伏羲位列轩辕黄帝之后，神农之前。《庄子·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庄子·田子方》：“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窃，伏戏、黄帝不得友。”在这两段中，伏羲在古帝中的排位，颇近于后世所列。

    《庄子》一书之中，伏羲名号有三种写法，或记为“伏羲”、或记为“伏犠”、“伏戏”，前后不统一；身份混乱，或人或神；在古帝王中序列不定，或在禹、舜、黄帝之后，或在其前，地位渐次升高。这说明在庄子时期，伏羲尚在传说时期、创造过程中，是一个不确定的、尚未定型的人物。

    《庄子》之后的典籍，如《管子》、《荀子》、《商君书》诸书所记伏羲，或为由《庄子》移入，或为秦汉所掺。《易·系辞》托名孔子所作，其实大部分为秦汉间人所撰。《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最著：“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影响甚大，但叙述伏羲功业如此全面系统，当出于秦汉年间，不会早于《庄子》。

    《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治史严谨，由于当时对伏羲传说语多谶误，难以辨识，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

    东汉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至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详见下析）《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我们注意到，皇甫谧说：“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他一方面把伏羲当作一个古帝，另一方面将《庄子》中提到的一些名称统统纳入伏羲名下，“皆袭庖牺之号”，其实是把伏羲当成一个时代，这样，伏羲的赫赫功业，就未必是一人作创。

    其后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至唐开元间，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统上所述，在传世文献典籍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后从《庄子》开始出现并逐渐载入正史的。春秋以前典籍未见伏羲。战国以至秦汉，时代越往后，关于伏羲的记载越详细，伏羲功业越卓勋，在古帝王世系中的地位越高。这说明，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伏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神到帝，对伏羲的记载从凌乱到系统的衍化过程。

    二、原始神话中作为创世神的伏羲

    追溯伏羲传说的源头，有两条路径，除了上述从古代传世文献中找寻其踪影外，还有一条路径，即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

    近人对于伏羲最权威的考论是前辈学者闻一多所著《伏羲考》[1]，闻一多此文前半部分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为龙图腾；后半部采集了近 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并加以语音训诂，证明伏羲是南方苗蛮各族的祖先神。此文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被广泛征引，已为不易之论。但近来亦有疑议者，林声认为伏羲的传说不是由古苗蛮民族的遗裔传入的，南方少数民族中洪水后兄妹相婚的传说起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记载的盘古；伏羲与女娲也本不相干，两者合谱归宗成为“一家人”是在唐开元之后[2]。常金仓认为闻一多是从抗战时“中华各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政治目的出发立论，以政治代学术，以西方图腾说和人类学理论附会民间传说，伏羲女娲创世立据不足[3]。二人均对伏羲是南方民族的创世神和祖先神的身份提出疑问。

    但是，董楚平在《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中，通过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的解读，为闻一多的立论提供了新的证据。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据1973年对墓藏发掘的报告判断，墓藏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楚帛书甲篇》是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文本，经董楚平解读，释文大意是：

    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娶女娲，伏羲、女娲二神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然，老四叫墨干。一千数百年以后，帝俊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俊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4]。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的发现和解读，意义重大。它给予我们以下认识：其一，它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时期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与现代中国各民族流传的创世神话相比，它保留着更多史前神话的旧痕和原始思维的特点；其二，它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伏羲的出土文献记载，证明战国中晚期已有伏羲传说；其三，它带有楚文化的地域特征，证明伏羲神话主要产生和流传于南方楚国一带；其四，它证明了伏羲创世神的身份。

    现代考古发现的大量汉墓壁画、画像砖石和民间流传的洪水过后伏羲、女娲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均是伏羲创世神话的遗存。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连体交尾，图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手持日月是主宰宇宙的象征，手持规矩则是创造的象征。有些伏羲、女娲交尾图还伴有四神画像，如《楚帛书甲篇》所言，四神是伏羲、女娲的儿子，是四时的代表，是经营天地的大神。

    三、作为一个宇宙本原、起源观念的伏羲

    伏羲创世神的身份确定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和追溯的问题是，伏羲是如何由创世神演变为历史人物的？

    民族学资料表明，创世神话产生与流传的主要途径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人类进入早期文明以后，宗教开始思索宇宙起源，思索的结果是产生创世神话。创世神话所思考的宇宙起源和生成的问题，也是人类早期哲学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宇宙生成于“元气”，气是自然万物的本原或本体。这个“元气”，或称为“太一”、“太极”、“太虚”，或称为“道”。近年出土并解读的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展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宇宙生成的原点是“太一”。《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通“太”，即为“太一”，《吕氏春秋》：“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名，不可为形，强为之名，谓之太一。”

    与《太一生水》和《老子》一样，《周易》认为宇宙生成于“太极”。《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周易》所描述的宇宙生成模式。“太极”即是“太一”。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高亨则更明确地将“太极”与“一”、“太一”联系起来：“太极者，宇宙之本体也。宇宙之本，《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乐篇》名之曰‘太一’，《系辞》名之曰‘太极’。两仪，天地也。四象，四时也。四时各有其象，故谓之四象。”[5] “太极”与“道”、“太一”具有同样的原初世界宇宙源头的意味。

    《论衡·谈天》：“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说文》中释“一”时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以未见气时为太易，气初为太初，形之始为太始，质之始为太素，气形质浑然一体而未分离的状态称之为混沌。这个混沌之物即元气，元气未分的状态即太极。

    《太一生水》之所谓的“太一”，《老子》之所谓的“道”，《周易》所谓的“太极”，均为宇宙初始时混沌无形的元气。《淮南子·天文》：“宇宙生元气。”《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万物，谓之太一。”汉高诱注：“太一，元神总万物者。”这个总万物的“元神”，应该就是伏羲。

    考索于文字训诂可知，伏羲即为“元气”，其字本义是“司气”。《说文解字》释“伏”为：“伏，司也，从人从犬。臣铉等曰：司今作伺。”段注：“司者，臣事于外者也。司今之伺字。凡有所司者必专守之，伏伺即服事也，引申之为俯伏。”“羲”，《说文解字》释为：“羲，气也。从兮，義声”。“羲”的义项可从“兮”字求索，《说文解字》释：“兮，语所稽也。从八，象气越亏也。”又释“亏”为：“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兮”字的本义是气息缓慢延长、越来越弱（故常作为语气词，用于语末表达语气）。因而“羲”的字义本源就是“气”，“羲”字读音也像吹气之声，所以段玉裁从音训上注“羲”为“谓气之吹嘘也。”至于伏羲又写为“伏戏”、“伏犠”等，皆为“羲”字的演化。

    “太一”、“太极”形为“混沌”，宇宙起源于混沌。同样，伏羲也源于“混沌”，其原型也是太始之初的混沌之气。

    在上文所述《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创世神话中，伏羲即是生于混沌之中。而且《淮南子·精神》所描述的宇宙创生过程与《楚帛书甲篇》颇为相似：“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鸿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世界开始于一团混沌之气，后阴阳剖分，化生万物。对照《楚帛书甲篇》，这里的“二神”当指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为阴阳二神。从哲学角度上说，是阴阳两仪；从神话角度上说，是伏羲、女娲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伏羲、女娲结婚生育四子，才育有万物，这是阴阳化育万物的开始。

    在原始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创世之前的这个混沌体被形象地表述为葫芦。从混沌到世界的创生过程，被形象化地叙述为葫芦从中央剖开。亦即所谓天地剖判，阴阳分离。《诗经·緜》便有“緜緜瓜瓞，民之初生”的记载，这是古文献所见把人之由来，追溯到葫芦瓜的最早一例。而后在民间神话中，葫芦剖判的母题衍生出大量洪水方舟型的故事，葫芦作为容器成为人类再生的象征，并进而将葫芦人格化为是盘古、伏羲。

    盘古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此书已佚，《太平御览》卷二引有其中一则文字：“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是一位创世大神。而对于盘古与伏羲的关系，前辈学者多有定论：盘古就是伏羲，二者皆由葫芦（混沌）而出。1941年常任侠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一文中说：“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牺，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他并结合《述异记》有“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之说而论断：盘古氏夫妻当即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之伏羲氏夫妻。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与盘古龙首蛇身雷同，进一步证明盘古即伏羲氏。[6] 闻―多在《伏羲考》第五部分“伏羲与葫芦”中，以大量古籍和民俗材料论证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伏羲与盘古都是葫芦所生，或者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伏羲由此而成为人类的始祖。

    从音训上说，“混沌”与“葫芦”是对音关系，“混沌”犹言“胡涂”，“胡涂”在俗言俚语中转为“葫芦”。《红楼梦》第四回回目《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其意即为“糊涂僧”判断“糊涂案”。而闻一多考论“葫芦”即是“盘古（瓠）”，“盘瓠”、“伏羲”同声之转，故“盘古”又是“伏羲”。这样，“混沌——葫芦——盘瓠——盘古——伏羲”转化演变的路径则十分清楚。

    由上可知，伏羲的原型本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观念。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对历史思考和探究越来越深入，这种思考和探究具体说就是对文明事实的一种根源性的说明。对世界起源的探究开始只是一种构想，它首先以神话的形式存在。神话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期阶段，它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消失在哲学和历史之中。先是追询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想象一个创世之神，再把这个创世之神想象为自己的祖先。伏羲形象的产生即是这样一个将神话传说哲学化、观念化，又将这一传说和观念历史化的过程。

    四、太昊伏羲并称及其在古史帝王系统中地位的确立

    我既已说伏羲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那么他又是如何进入历史，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呢？这就要从伏羲与太昊的并称和太昊的身份论起。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赞》和荀悦的《汉纪·高祖纪》对刘歆创立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的过程均有记述，荀悦言：“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昊始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但是，刘歆此说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妄说，今天来看，对刘歆的说法应有如下认识：首先，它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表现，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其次，如上所述，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了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其三，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五、余论

    在讨论了伏羲在传世文献的记载、神话传说中的遗存及其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确立过程后，我们看到，伏羲传说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到历史的演化过程。伏羲是人们意识中的产物，是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构想的产物，最初的形态存在于原始的创世神话之中，而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随着人们思维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丰富，原始神话经历了一个观念化、哲学化和历史化的过程。关于伏羲的传说和想象也进入了原始哲学和历史之中，于是人们将创世神话中的伏羲抽象为宇宙的本原和起始的概念，将作为创世神祗的伏羲想象为人类的祖先和帝王，伏羲因此而进入历史领域，成为了历史上的最早的帝王。至于伏羲最后成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确立在古史帝王世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于刘歆一方面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其政治需要，以其新五德终始说将伏羲附援于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的结果。认清了伏羲这个从无到有，从神到人，从神话、观念到历史的演化过程的实质和真相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关于伏羲氏的名号、时代、地望、族系等争讼不已问题，其实都不一定是问题。

    对于上古传说时代伏羲、炎帝、黄帝、尧、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记载存在着许多混乱。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学派提出许多疑问和考辨，随着现代考古发现，我们对于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对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为热点，但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许多问题仍聚讼不止。例如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则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长江流域说。炎帝（神农氏）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有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有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黄帝的地望有陕北说、渭水流域说、中原说、华北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也有黄河下游说。甚至有人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7]。“炎帝就是蚩尤”[8]。因而有人针对上古帝王传说研究中的混乱情况说：“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9]。造成这种混乱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许多研究论证只是推测或是将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简单比附，缺乏科学、历史的方法。

    从我们对伏羲的讨论可知，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及其世系，有些在历史文献中地位确立的过程较晚，是人们观念中的产物，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附会的结果。我曾在《论中华民族共同先祖的确认》一文中谈到，周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黄帝。《尚书》从尧写起，整个一部《尚书》没有出现“黄帝”字样，甲骨文中也未见“黄帝”。黄帝的名号源于“五方”观念。从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观念，卜辞中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观念大约在西周初年开始演化为“五方色”的观念，以“五色”显示“五方”。《逸周书·作洛》载：“周公……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周人起于黄土高原的陕地，以黄色为贵。沿袭殷人五方观念，周人也将天下划分为五方，并以五方色称五方之帝。王权所在地洛阳为中土，中土为黄，则国称“中国”，帝称“黄帝”。《淮南子·天文》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在周代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有关，是周族加强对四方各族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黄帝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形态化[10]。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记忆是一回事，对于历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时期，文明初开，历史记载全凭口耳相传，由于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先民们探究和传诵历史时，难免会因为历史意识的局限和出于人为的目的而附会历史，因而可能有虚构和想象的成份。对此，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观点，也就是说，古人对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创造过程，是做加法，逐渐敷衍产生的。那么我们在对古史帝系做研究时，则应采用做减法的方法，既不可把神话当成历史，也不可仅凭史籍的记载而断然结论，对历史文献，也应历史地去看，参照考辨，去伪存真，溯其流，探其源，廓清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