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关帝庙，宛若走进石雕艺术的碑廊，入眼之处或古朴凝重或轻巧灵动，凝重与灵动之中展现的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个中蕴蓄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表现了明清时期人们的愿望、追求、寄托和向往。如：寿，用松柏、石、桃、龟、鹤等表示；福，用蝙蝠、佛手等比喻；喜，用喜鹊、蜘蛛等形容；而牡丹象征着富贵；龙、凤、麒麟传说祥瑞；灵芝意为如意；猫、蝶的谐音是耄耋，寓意年高长寿；枣、栗子的谐音是早立子，寓意早生贵子；戟、磬的谐音是吉庆，寓意吉祥幸运；灵芝与兰花，被称为君子之交；兰花与桂花，代表子孙；鸡鸣，隐含功名；椿、萱，意指父母；鸾凤和鸳鸯，比喻夫妻；万福，寓意吉祥等。为了表现加官晋爵、世袭封侯，工匠创作出石刻《马上封侯》，一群蜜蜂在追赶一只骑马奔驰的猴子，可见他们对封侯加官心情的急切。石雕《封侯挂印》表现的则是一只猴子在捅树上的蜂窝，两只倒挂的蜂窝犹如两个象征官位的大印。这种利用谐音和对形象事物的转借，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中常用的象征手法，生动、活泼、形象，寓有情趣。

　　正因为这些文化元素，“国保”周口关帝庙被誉为“周口八景之冠”。清代文人高麟超在《洗凡文抄·陈游纪胜》中赞曰：“关圣帝装塑威严，双石坊镂刻精妙，春秋阁飞檐建瓴，铁旗杆直插云霄，集公输之巧，荟冶炼之精……胜迹也！”

　　周口关帝庙的建筑构件

　　雄伟富丽、庄严神圣的周口关帝庙，就像有一种场，它攫住你的思绪，让你不由不随它而动。如果你停下脚步仔细品评，会注意到山门、炎帝殿、戏楼、东西廊房和庑殿等山墙两封檐裙板中缝垂悬着精美装饰的或木或铁“悬鱼”。而这，也已成为周口关帝庙的特色之一。

　　“悬鱼”这一建筑装饰构件，因常雕有鱼形图案而得名，有着多种造型和含意。“悬鱼的形象，除本身有水的间接寓意外，还有利用其谐音取吉祥之意。鱼，余也，裕也，有的添加莲花、牡丹，以祈连（莲）年有余（鱼）、吉庆有余（鱼）、富贵有余（鱼）等。”王羡荣先生说。

　　“悬鱼”在古建筑上虽然使用较多，但已经完全脱离了鱼的形象变异，有的直接应用了“阴阳鱼”，形成了太极图。

　　太极图是我国古代用一种圆形的图像表示阴阳对立的统一体，用以说明宇宙现象的图。宋代理学家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分为阴阳二气，阴阳合而生万物。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哲学上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建筑活动中，则表现出重视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力求与自然融合协调的环境意识。

　　有的“悬鱼”已不再只是鱼的样式，而变为莲花、卷云如意等形状，取其“万事如意”之意。其造型构成丰富多样，千变万化，如对称式、均衡式、自由式等，但习惯上仍称“悬鱼”。

　　据王丽亚馆长介绍，关帝庙建筑的封檐裙板正中垂悬的“悬鱼”，长度多在0．8米~1米或1米~1．5米之间，基本形式为直线和弧线，一般着重外部轮廓的大方，有的加以雕饰，也有的还垂有连体鱼形。较大的悬挑出檐和厚实的封檐裙板已经构成关帝庙古建筑外观轻盈飘逸的特征。而微呈弧线的封檐裙板和朴实无华的垂挂“悬鱼”在阳光照耀下投于山墙上的阴影，更使得悬挑显得深邃、素雅，富于装饰效果，从而成为周口关帝庙古建筑区分于其他传统建筑的明显标志之一。

　　实际上，古建筑的“悬鱼”构件使用动机不是纯审美的，而是建立在使用基础上的审美，因为它还具有对建筑结构的保护作用。

　　为增强抗震能力及墙面的稳定性，传统古建筑山墙砌体多上小下大，呈阶梯形状或“人”字形状，尖山檩条悬出较长，挑出长度在1米左右。为防悬挑的檩条挂枋端头直纹截面漂雨受潮易腐，多以宽大的封堵裙板隔绝防护，两板中缝用“悬鱼”压盖。压盖封檐裙板中缝的“悬鱼”，具有固定封檐裙板，保护悬挑檩头之功能。

　　周口关帝庙古建筑外部独具特色的“悬鱼”装饰，除了其本身对建筑的保护作用外，还深深蕴含着当时在此的山陕商人对种族繁衍、安居乐业、商贾亨通等的热切祈望。

　　周口关帝庙“悬鱼”，还深含《易经》八卦揭示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其喜用鱼形的原因，是因为木结构的房子怕火，而鱼为水中之物，水可克火，“悬鱼”有避灾之说。有的“悬鱼”造形直接由“水”字和“鱼”、“莲花”等结合起来，加深了“水克火”的含义，阐释了人们祈福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同时，鱼产子甚广，可以无限繁衍下一代，对于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它是个非常吉祥的象征。

　　实际上，早在有汉一代，我国就把“鱼”作为吉祥物，视为一种民族的图腾。《后汉书·羊续传》曰：羊续在任太守时，“府丞尝献其生鱼”，羊续把鱼“悬于庭”。府丞再次送时，羊续把挂鱼拿出来教育府丞，杜绝了馈赠。至此，这件事又以“悬鱼”、“羊续悬枯（指死鱼）”、“挂府丞鱼”等成为典故，被后人传颂，并尊称羊续为“悬鱼太守”。“悬鱼”便成了为官清廉的典故，常被征引。如此，关帝庙建筑中的“悬鱼”，既是装饰也是警示。

　　周口关帝庙的“悬鱼”装饰，同柱础、风火墙、脊饰、廊柱、美人靠、月梁、雀替等中国传统建筑构件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建筑的美学特征，它们是显示建筑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装饰的式样、色彩、质地、题材等都服从于建筑的社会功能。

　　“悬鱼”说到底是周口关帝庙建筑中一个小小的装饰构件，它不是建筑主体或装饰风格的主导，然而它绝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别出心裁、丰富多彩、雕刻精细、构思巧妙的悬鱼装饰，才使关帝庙古建筑显得更加丰盈自然、别致而又富于特别的韵味，显示出山陕商人安然自得的商贾文化、浓厚的志趣与人文情怀。

　　关帝庙的关帝文化

　　周口关帝庙的一大功用是会馆，是商人们的沙龙之地。

　　但既然打着关帝庙的旗号，自然少不了关帝文化的渲染，所以，庙内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关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受人们崇拜的偶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耀眼璀璨、明珠般的人物，就是被尊为“圣人”的“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

　　诞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以其超人的精力和博大的智慧，创立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思想，不仅构成了维系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主要思维原则。

　　关公关羽，出生于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在其近六十年的人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谱写了令人心生敬仰的人生大义。与孔子所不同的是，关公没有思想的著述，他只是用自己充满传奇的一生，书写了思想的高度，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崇拜的神圣偶像。

　　“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实际上，按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祭关公的庙宇便多达116座，如果加上京畿郊县，关庙总数在二百座以上，远远超过了京城当时所拥有的孔庙。有人粗略算过，如按每县设一座孔庙，清代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所以，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清代的赵翼更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所以，在关帝庙里，多有人们对关公的赞美楹联，而这些楹联也成为关帝庙关公文化的内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