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坤说:“那是2005年9月,稻子刚黄的时候。栏目组先听我唱了一遍,马上扛着摄像机,拉着我直奔田里,我在田里边走边唱,一口气录了10首歌。记者连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在老付所在的村子里,包括老付在内的8位农民歌手,央视记者一共录了他们用本真的嗓子“喊”出的38首原生态民歌。
据媒体报道:“央视此次在新县、商城、固始、光山、罗山等地录制了近百首有浓郁特色的信阳原生态民歌。”
这些,不过是信阳5000余首民歌中极少的一部分。像付大坤这样的农民歌手,“仅商城一地,便有百人左右”。
今天的信阳,不是信阳民歌最鼎盛时期,时间前推十余年,1989年的商城县汪桥镇天井村童粉坊,“一个村民组,100多人,唱得一般的有60多人,唱得较好的有40多人,唱得好的有8人,这8人最少的能唱100首,其中唱得最好的曹启荣,能唱1000多首。”商城县文化局干部朱大印说。
时间再前推数百年直至上千年,民歌与歌手更如满天星斗。信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现象?
提起云南民歌,大家马上想起《小河淌水》,提起陕北民歌,马上想起《信天游》,提到江苏民歌,马上想起《茉莉花》,具有浓烈地域特征的民歌,赋予了一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但若提起信阳民歌,恐怕大多数人会摇头。这导致的后果是,音乐界认为它数量虽多但不具有突出个性。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介绍它的书刊极少。“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中国音乐辞典》详尽介绍了安徽的《慢赶牛》等单一体裁的民歌,具有庞大民歌体系、包含了所有民歌体裁及结构特点的信阳民歌却只字未提。”信阳音乐人黄铁成在文章中为此痛心疾首。这种对信阳民歌的严重漠视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长期以来信阳民歌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文化、应用文化,没有市场可言,现在却面临着面对市场还是背对市场的矛盾,如果必须进入市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