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街书会一景 李志勇摄

    马街书会因其地域特色明显，文化根脉久远，至今仍鲜活于民间，因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

    在传统社会里，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三，各流各派的民间曲艺如三弦书、坠子书、鼓书、琴书、评书、大调曲子书等艺人，不远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从省内各州县和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省会集于中原名镇马街，说拉弹唱，亮书赛艺。伏牛山东麓汝流域方圆数百里成千上万个集镇村庄的神社掌门人都要聚集马街“写书”，即挑选自己中意的说唱班子，谈好说唱本子、场数、价格、吃喝待遇等，领回本村，在元宵节前后的正月十四至十六神社祭祀仪式上说唱三天，在娱神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娱人，来欢度元宵佳节。这与鲁迅先生文章中写的“社戏”属一类性质，是原始祭祀的活化石。汝流域百姓敬天敬地敬神灵，对说唱艺人也十分敬重，称他们“说书先生”，将之与教人成才的教书先生、治病救人的郎中先生一样待如上宾，即便他们是盲人或肢体有缺的残疾人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还与说书人同教书先生一样讲的是“史”，前三皇后五帝，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等等，正像说书人开篇所唱“想听文的《包公案》，想听武的《杨家兵》，半文不武《三国戏》，诸葛一生忠汉廷”；说书人还将儒家经典纳入书中来说，清人李汝珍长篇小说《镜花缘》第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欢”里面说书人说的“大书”不是别的，正是儒家经典《论语》中一段“子路从而后”至“见其二子焉”。说书人的“讲史”“说经”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教化，以说唱的艺术形式，弘扬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

    一般把说书曲艺的历史追溯到宋元瓦肆说话人的“讲史”“说经”，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元有《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讲史话本，说经的则有《孔夫子周游列国》、《孝经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其实早在唐代一些寺院的和尚为了吸引信众，就把佛经中的一些故事或佛教的某些思想如轮回报应等编成故事，连说带唱，叫“俗讲”，这些故事的本子叫“变文”，敦煌卷子中有不少这样的变文。韩愈在《华山女》一诗中就描绘过寺院俗讲的盛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华山女信奉道教，也仿效佛教俗讲的办法，“升座演真诀”，居然“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那么隋唐的佛道说经是不是“说书”的源头呢？应该说也不是。因为“说书”这种“讲史”“说经”的方式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由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广泛使用了。《墨子》一书中记载，墨翟将其弟子分为三类，因材施教，各学其道，各行其义，各尽其能，“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据研究，墨子“说书”类弟子有县子硕、唐子、隋巢子、胡非子；墨子后学中的“说书”类传人有相里勤、我子和孟胜、田襄子、腹。他们说的书是墨家学派崇尚的“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和墨家学派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史”，“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是墨家的“经”。

    墨子春秋末年生于楚国鲁阳邑，即今天的鲁山县，出身于手工工匠之家，壮年周游列国创立墨家学派组织墨家团体，晚年叶落归根回到故里尧山隐居完善其著作。汝流域是滋养他成为平民圣人的故土，也是他的弟子及后学聚集活动的重要区域，正因为此，即便秦汉时期在上层禁绝墨学之后，民间墨学的传人还在墨子的家乡顽强地坚持，直到近代鲁山还有墨学“说书”传人以“说善书”来继承和传播着墨子的思想学说。墨家主张“天志”“明鬼”，敬天敬地敬神灵，马街书会这个民间文化奇葩在墨子故乡汝流域得以存留至今不正说明它是由墨家“说书”所开启并绵延演变而成的文化遗产吗？（潘民中/文 李志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