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历代主流意见是只提守城，

　　不提杀人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

　　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

　　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

　　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

　　但残忍就是残忍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

　　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被吃一回，还不过瘾，

　　正是礼教杀人的恐怖之处

　　清代王士，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

　　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资料

　　吃人在古代并不少见

　　一类情况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另一类情况是属于残忍行为的吃人。由于目的不同，这类情况的各种具体表现有差异，有的人以吃人肉来炫示凶暴，有的人听信左道邪术以吃人肉来治疗某种疾病，有的人因怀有仇恨以吃敌方的肉来发泄报复情绪，等等，同饥荒年头被迫吃人肉相比，都更带野蛮性和残酷性。

　　历史上有不少凶暴的将帅用人肉充作军粮，所到之处，就地掳掠民众为食物。十六国时，前秦苻登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勇猛异常。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作为军粮。唐末杨行密围攻广陵时，城中粮草罄尽，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集市上贩卖，专门派人杀戮他们，像屠宰猪羊似的。唐末黄巢起事时，率军围困陈州，掳掠百姓为军粮，把人放在大石碓中连骨捣烂，煮熟当饭。

　　这种以人肉代替军粮的行为，在某些正义之师中也不能免。如史载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3万人。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事实，非常吃惊，韩愈却独持不同意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并写文章进行考辩。后世也曾有人重论此事，说张巡的军队所食3万不是百姓，而是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又说张巡杀死爱妾、许远烹熟书童的事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张巡的妾见情势危急而自杀，许远的书童是忧惧而暴亡，张许二公借机用他们的肉犒赏士兵，作坚固军心的手段。虽然史籍有所夸大，但不论黄巢还是张巡，因军中缺粮而吃人肉的事总是有的。古时战争残酷，在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环境逼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

　　（据《大众参考》）

　　参考

　　该如何评价张巡？

　　当然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10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败了、逃了，或是投降了、自尽了，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推迟。

　　但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须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

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应该受到谴责。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