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的一天，火辣辣的日头照在新郑县绅李锐的菜园里(今新郑市豫剧团所在地)，但煎烤的，不只是豆角、黄瓜，还有他的心。

　　在菜园里转悠了一圈，也“汗滴禾下土”了一把的李锐，很快就静下心来：天不下雨，只好雇人打井灌溉。

　　这位县绅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脚下，恬然安睡着2000多年前的郑国之王；他的打井决定，轰然打开的是河南省博物馆事业的大门。

　　8月25日，李锐雇人打井，掘地三丈，偶得古铜器四件，次日又得数十件，他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取其中一件大型铜鼎和两件中型铜鼎售与许昌的“文物贩子”张庆麟，得800余金。

　　这事立马就传到了新郑知事姚廷锦的耳朵里，姚劝李停止挖掘，李不从——看来，强龙难压地头蛇。

　　9月1日，驻守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新郑，闻其事，告知李锐“应该归于公家”，李欣然从命，将其所得20余件宝物交出运往郑州保存。

　　之后，靳云鹗以原价购回张庆麟所买3鼎，又命人在此挖掘数日，共得器100多件。

　　新郑铜器的出土，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1923年9月23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派“教育部部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前往调查采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靳云鹗称：“窃以为与其供之于一省，何若供之于全国？与其陈列之于仅供玩赏之机关，何若陈之于万国学者得共研究之学府？”

　　在此次争夺新郑铜器的收藏中，河南更占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吴佩孚在9月5日至20日之间，先后5次函令靳云鹗“所有新郑县先后掘出之古物，应悉数运送汴垣，妥为保存”。

　　9月19日，河南省督理张福来、省长张凤台联名致电靳云鹗：“豫省为吾华古代文化中心，此种古物有历史上重要价值。敬祈饬属筹设河南历史博物馆……”9月21日，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闻台座以出地所在，应归河南保存，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至此，新郑古物才终归河南古物保存所(即今河南博物院之前身)收藏。

　　吴佩孚亲派顾问穆佐庭，会同靳云鹗尽数将新郑古物押运至开封，省垣开封“阖城悬旗结彩，表示欢迎，男女塞途，颂扬盛德”，河南省督理张福来、省长张凤台决定将其保存在“地点极度严肃”的“文庙内学生图书馆”，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专门负责，并称将“筹款另建博物馆什袭珍藏，局势必须宽敞”。

　　1927年6月，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决定将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并入河南大学，7月，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地盘上终于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明天请看河南博物院系列之三《百转千回后的支离破碎》

　　河南博物馆甫一开放，观者空巷塞途，日最高接待人数近4万，1928年全年观众75万余人。

　　郑公大墓之前，因偶然发现而挖掘的古墓，所得古物几乎都流失欧美、日本等地，留在国内的寥寥无几，其“精者多隐藏售出，而粗者始归公家”是很普遍的。有学者著文指出，郑公大墓的器物基本上得以集中保存……在那个时代尚属首次。在开封的河南古物保存所，因而成为著名的博物馆。

　　1923年，中国考古学虽尚未诞生，但郑公大墓还是同考古学沾了一些边的，因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经到过墓葬现场。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的资助下，一道赶到新郑，但大墓挖掘业已完毕，李只在坑内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盗匪扰乱的消息，他们被迫离去。随后，李研究这些人骨，撰成《新郑的骨》一文，以英文在国外发表。

　　1929年，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再次来到河南，在安阳主持殷墟发掘。10月21日，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自开封赶到安阳，说“奉了上头的命令，要进行殷墟发掘的”。何日章的手下人对跟随李济发掘的董作宾说：“你们赶快收摊儿回家，这是河南的地盘儿，你们外省人怎么能到这儿来挖宝呢？”董作宾答：“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任何人不得乱来！”“中央研究院？谁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已经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信，让部队保护我们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们河南境内。我还知道河南督军韩复榘有令，要挖宝，我们自己来！”

　　董作宾一行挡也挡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见，这下惊动了安阳的县长。这县长一看情况不妙，只得站在双方之间，左说右劝，不敢偏袒。董作宾一行仗着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对殷墟考古负责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让。何日章依仗自己是河南人，又有韩督军的手令，也是越说越上劲。当时，董作宾住在安阳十一中学，何日章也带人住进了十一中学。争执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给上司发了电报，争取支持。

　　第二天，李济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紧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来河南进行调解，事后还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也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也呈请国民政府，并奉当局的命令，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求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

　　双方最后达成了几条协议，矛盾才平息下来。

　　而事件的起因，据说是“中央研究院不遵协定，潜运(古物)出(河南)境”。按照先前商定的协议，所发掘的古物应暂存在安阳的一所中学，而据该校校长说，中央研究院把掘出器物潜运出了河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始的考古发掘，标志着我国近代考古的正式开始。而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组织的一支发掘队，也于1929年在小屯发掘两月有余。

　　1929年底，部分殷墟文物运至开封，大大丰富了河南博物馆的收藏。考古学家关百益从馆藏殷墟文物、新郑铜器等入手，研究考证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陆续撰成《殷墟器物存真》、《殷墟文字存真》、《新郑古器图考》等著述。

　　1930年底，关百益接任馆长。之后，河南博物院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还是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更上层楼。

　　1934年、1935年，先后征集来的大量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又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13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都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博物馆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的九柄玉如意等；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河南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馆选送部分精品至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引起轰动，被誉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其展示的反映商周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青铜器物，更是震惊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