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开封的那天，大雾，日头没露脸。

　　寒冬腊月的，不是个游玩的季节，连平时比较热闹的龙亭公园也人迹罕至。记者因熬不住寒气缩着脖，傻站在古龙亭脚下。望着满园的残菊枯枝，记者怎么也体悟不到王安石老先生的那句“残菊飘落满地金”的意境。心想，什么意境，天一冷，什么都冻没了。

　　把蓝瓦花盆一一码到大卡车上后，禹王台公园的马振生主任笑嘻嘻地招呼记者上车，还说了好几遍不好意思。这万万怨不得人家——事先没约就跑到开封来，正好碰上这一年一度的龙亭公园菊花展休园，又正好碰上马主任亲率七八条汉子来收罗花盆，还有什么好说的。马振生说，还不是想省俩，菊展撤了，好赖也能拾些囫囵的花盆，明年派上用场。

　　马振生自豪地说：“开封搞了20届菊花会，每年的菊展都是禹王台送的菊花最多最好，头三届还是在我们禹王台举办的。”

　　出开封市小南门朝东，尚有一段路途才能到禹王台，记者乘机探问几句。

　　“禹王台平时的人多吗？”

　　“没多少人，一年门票收入才40多万元。跟龙亭、清明上河园没法比，人家都上了千万。禹王台老背(远离城里的意思)，游人嫌远都不来了。但要论起真格的，开封八大景点就数禹王台最古老、最幽静了。”有人接过马振生的话茬说：“去禹王台的人得有文化，文化人喜欢那里。”

　　逛了开封那么多回，偏偏没去过禹王台(看来是没文化，一笑)。在记者决定到禹王台采访后，着实在网上搜索了一番，结果有些令人丧气，仅得一简介(另附一图)，寥寥200余字：

　　禹王台位于开封东南隅，占地400余亩。园内原有一土台，风景幽雅，绿树成荫。相传春秋时，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故后人称此台为“吹台”。明初，为怀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在台上建禹王庙，于是吹台又被改称为禹王台。此后，明、清两代对台上的建筑物曾多次修葺。禹王庙正殿东院为三贤祠，祠内原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的塑像，明嘉靖时增祀李梦阳、何景明两位明朝诗人。正殿西院为水德祠，是为祭祀中国历史上治水有功的人而建。禹王庙前为御书楼，上悬乾隆御笔亲题的“功在河洛”匾额。如今，这里已被辟为禹王台公园。

　　车至禹王台，不过午后4时，但因为有浓雾，天色已昏暗如夜。记者由南向北匆匆拾级越过“古吹台”牌坊。过正殿时，记者瞄了大禹塑像一眼，来到御书楼院内东侧，见一“师旷抚琴”的汉白玉雕像，也无心恋看。此后又经过御碑亭，还有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塑像，记者都没有停留，直把导游张秋鸽女士甩到身后一丈多远。

　　下了龟形台(古吹台地貌似龟状，因而得此名)，路经一竹林，忽闻群鸟啾啾，清脆悦耳。这鸟声勾魂似的，一下子就扫去了那天严冬肃杀沉郁的氛围。这隐在林中、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鸟儿，说不定就是2000多年前因闻晋国琴师师旷的乐曲而留恋此地的“古鸟”之后裔。要不，此地的鸟鸣为什么如此有韵律感？

　　寂寞的名台有一个热闹庙会

　　能见证开封历史的，第一是汴河，第二就是禹王台。

　　汴河早已无处可寻，仅留下宋人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供后人凭吊大宋朝都城的繁荣奢华。在开封，满大街都能买到规格不一的《清明上河图》。会动脑筋的开封人，拿《清明上河图》比葫芦画瓢，在城西北处弄出一个仿古的清明上河园，倒是诱得许多人前去玩乐，效益很是不赖。

　　禹王台殿堂楼牌尚存，却独独被冷落于一隅。马振生对此的感慨是，人太喜欢热闹了。

　　在采访中，马振生无意间提到，平时冷落的禹王台，庙会时却热闹非凡，最高峰时每天有六七万游人。

　　禹王台的庙会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清人李绿园所著的章回小说《歧路灯》第三回就有一段关于禹王台庙会的描写：“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唐时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游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区。上边祀的是夏禹，人都顺口叫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若逢晴明天气，这些城里乡间公子王孙、农夫、野老，贫的富的、俊的丑的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

　　书中少不了对古庙会一些吃吃喝喝项目的细述，最后我们的先辈们能玩到“积气成雾，哈声如雷”的程度。论好热闹，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不怕挤挤挨挨、磕磕碰碰的。

　　这《歧路灯》虽把故事托于明代嘉靖年间，描写的实为清代人的社会生活，虽为小说，却是实写市井人生。至少这禹王台庙会所写不虚。看来，古今开封人都是喜欢热闹的。

　　多元的文化在这里层层叠叠

　　在到开封的第三天下午，马振生主任给记者约到了吴凯和王宴春两位老人。两位“老开封”一个76岁，一个75岁。

　　也许是时间太久远的缘故，吴凯老人的记忆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20世纪30年代，这禹王台大殿前，还空放着三四截粗大的木管子，传说是大禹治水用剩下的工具。现在想想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大禹有没有来过这儿，还很难说。

　　那时，开封也没啥玩的，放了学就撒腿跑到禹王台玩，这里比较有野趣，孩子们都喜欢。清朝末年，这里已开辟为农业实验田。民国时期，河南建设厅厅长张钫又将6个农业部门聚拢到这里，还是搞农业试验，现在这河沟都是当年挖的。

　　王宴春老人在禹王台南边的村里有亲戚，所以他走亲戚时总打这里过。王宴春认为，禹王台是开封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黄河老在开封开口子，但几次决口都没有淹到这里。他说：“这儿是天然的园林，是祥和的圣人之地。不然，为什么历代那么多的圣贤都到这里来？自古到今，圣贤是不会到孬地方去的。”

　　老人说得玄妙，但也不无道理。

　　这高不过4米的古吹台遗址上，确实来过太多的历史名人，以至于这里已经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集聚地，重叠着那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无意间，记者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2年12期看到一幅开封北郊柳园口的图片，该图片的文字说明如下：

　　今日开封在中国是一个并不突出的中等城市，过去人们仅知道她(特意用了“她”字，应该是含有敬意吧)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但是，最近考古学家的发现令世界震惊：开封地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古代城池，其中三座是国都，有一座便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北宋东京城。这一发现使被火山岩浆淹没的庞培古城黯然失色。这奇迹背后，更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是什么力量使得开封人在与黄河的较量中上演一幕幕“屡淹屡建”的故事呢？

　　看来，不仅是禹王台上层层叠叠地集聚着多元文化，整个开封城都是由多元文化一层层地堆集起来的。

　　土台子与古代小资

　　怎么想也不大明白，几千年前的先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在平地上垒土台子。尤其是那些王侯将相们，竟把这些土台子视作审美自悦的客体，在上面吃喝玩乐、吹吹唱唱，一晌贪欢地过着风花雪月般的小日子。

　　据王宴春老人讲，吹台西去300米外的繁塔，是建筑在自然的土坡之上的，但吹台不是。不过，今天所见的古吹台遗址，已被开封人用石砖包裹得严严实实，四周又绿树成荫，早已少了黄土气。吹台的原貌，应该与古荥镇的小双桥遗址、濮阳戚城盟坛基址相像。

　　在河南以外，有名的高台有西安的灵台故址、安徽的章华台和苏州的姑苏台。这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用土夯成的台子，多建于商周、春秋之际。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有言：“当时盛行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的建筑物厥为台。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亭榭之类，可以登高远眺。”

　　到了战国之际，诸侯均已学会“高台榭、美宫室”了。这崇尚厚台基的建筑风尚，直到后世还在延续着，只是台基越来越薄了。但唱戏的台子，却依旧忠实地承袭着传统。

　　所以可别小瞧了这些板筑的土台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黄河文明的象征。只要土台遗址还屹立着，黄河文明就屹立着；土台遗址一旦倒塌，黄河文明也会随之倒塌。

　　有人说，土台对于黄河文明的价值，犹如环形大斗兽场对于古罗马文明的价值。

　　从人性的角度看，古罗马斗兽场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奴隶与野兽在那里流血，只是为了满足贵族及其太太们一种变态的欲望。一直以为古罗马人不是个东西，也就是冲了他们这一德行。

　　我们的先人们在高台上干些什么呢？“筑台聚歌吹”呀，玩的是高雅，玩的是格调。就冲这一点，我老是觉得，中国的古人都很小资。

　　师旷学艺与爱情故事

　　师旷恐怕也是当年那些小资中的一个。依“老开封”王宴春的观点，师旷是晋国人，跑到卫国边界小城市——仪邑(今开封)的一个土台上来学艺，也算是出国留学了。

　　从现代开封人撰写的《开封的传说》关于师旷的叙述中，我读出了异样：“师旷听讲时，屁股像长了刺似的坐不安稳；一双大眼睛滴溜溜乱转，东张西望，定不下心来。”凡是上课爱做小动作的，大抵都有活思想。再往下读，知道师旷后来娶了老师高扬的爱女高娥为妻。虽说那是几年后的佳话，但当时没准师旷一眼就瞧上了师妹的小模样。“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她要知书达理(且要)浪漫，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与我同甘共苦(依然)相伴。”这雪村的《征婚启事》中的歌词，移植到当年师旷的心境中，恐怕不算太离谱。

　　关于师旷在吹台与高娥恋爱的细节，史料无载。传说中倒是说高娥私下给师旷没少“开小灶”，还手把手地教他。如此3年，师旷弹琴的水平还是一般般，被师傅臭骂了一通。无地自容的师旷就到高娥那里取了绣花针，反身回到自己的屋内，不由分说地刺瞎了双眼。还真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盲了之后的师旷最终成了大器。

　　这些传说有几分真、几分假，谁也说不清。其实对于来自民间的传说，也不必太过较真，因为它毕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说，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最好。

　　师旷是中华民族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音乐家，山西洪洞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我国古代《阳春》、《白雪》等名曲就出自他的手。关于他的眼睛，史书与传说大相径庭。史书上说，师旷天生眼盲，常自称“瞑臣”、“盲臣”。《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