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还问政，提出过“君必惠民”的主张。在后世的传说中，他被尊为乐圣，还是顺风耳的原型，甚至成了算命的那些盲人们的祖师爷。

　　早在《左传》中，就记载有师旷算卦的故事：“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他以音乐卜卦，替晋国预测战事吉凶。

　　开封人说，师旷的《阳春》、《白雪》都是在吹台完成的，还说，高扬死后，师旷才与师妹遂了婚缘。婚后的师旷偕夫人回到晋国，做了晋平公的御用琴师。

　　最初师旷与晋平公相处得还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依照前人的记述，师旷的直率近乎不讲策略，老是拣了人多时劝谏。因为晋平公也不是什么胸怀宽广的君主，后来就发生了“师旷抱琴撞平王”的事件。

　　师旷也实在是个倔脾气，见晋平公听不进意见，一怒之下以琴击额，死在晋宫大殿之内。其妻痛不欲生，也撞柱气绝。

　　一代音乐宗师，最后竟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

　　乐圣与老崔

　　应该说，在吹台的日子，是师旷一生中最浪漫、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春秋之时，还没有什么“三纲五常”，想必女子们还不至于太过迂腐，至少“红酥手，黄藤酒”应该是有的。身处幸福之中的师旷，想必艺术感觉最好。《阳春》、《白雪》出现于这一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

　　师旷的音乐造诣究竟有多高？《淮南子·厚道》载，“师旷之聪，合八方之调”，司马迁则说他箫鼓阵阵能使“仙鹤起舞”。令人惋惜的是，《阳春》、《白雪》早已失传，我们这些今人，只能凭想像去与师旷大师沟通了。

　　师旷是开封人一个美好的谈资，虽然只是偶尔想起。

　　作为中国音乐的圣地，古吹台的来头很大，但从少得可怜的门票收入中，也可以看出它今日的尴尬境地。

　　我曾与一位开封人瞎侃：禹王台不是门庭冷落吗？那么就在吹台之上再支一个台子，架上现代化的灯光，打北京城租来大功率进口音箱，崔健也好，罗大佑也罢，或者邀来F4也行，那时候别说开封人热情，连郑州人也会驾着各款豫A、沿着郑汴高速突突而来，还怕禹王台泊车位不够哩。

　　若是老崔往台上一站，一定还是那句套话：

　　“开封的姑娘们怎么样啊？”

　　台下齐吼：“凑——合——”

　　“开封还算很古老吧？”

　　台下再吼：“凑——合——”

　　如清人李绿园天上有知再续《歧路灯》中的禹王台庙会盛况，一定会老话新说地再叹：男生酒气成雾，女生尖叫如雷。此会比昔会，“亦可称气象万千”。

　　不过那时那刻，林中的那些小鸟，一定会逃之夭夭。

　　师旷自离开吹台后，就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开封人倒是络绎不绝地常到吹台看看。司马相如、阮籍、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梦阳、何景明、康有为等一代代鸿儒无不冲着师旷的盛名，凭吊而来，赋文而去。

　　一千二百多年前三大诗人在吹台高会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件值得千嚼万品的盛事：中国最浪漫的诗人李白与诗中之圣杜甫以及现实主义边塞诗杰高适在大梁(大梁是古名，唐时称汴州，即今日开封)相会。三大诗人的聚首处，恰恰就在这吹台之上。

　　《新唐书》卷201《杜甫传》说：杜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杜甫对此也有诗描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过了772年之后，也即公元1516年，大明王朝的开封人突发奇想，在古吹台建了个三贤祠，以纪念唐朝三位诗人的结伴登临。事过46年，也就是到了明嘉靖四十一年，开封人又把当朝的宗师级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纳入景仰之列，改名“五贤祠”。后来又加上高叔嗣，合为“六贤”，但祠名未再改动。明代大儒毕竟难敌李杜的盛名，年代一久，开封人就把三位明代大儒给忘了，三贤祠又恢复为名副其实的三贤祠，专供李杜高。

　　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离开长安，东游大梁。当时诗人的心境一定是低沉而迷茫的，一句“可怜飞燕倚新装”不知怎么就得罪了美艳倾国的杨贵妃，落得个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下场。一路“天长水阔厌远涉”地“浮黄河”东来，诗人兼济天下的宏图大愿，随着京阙城楼的远逝，都化作了贪杯醉卧。三年前唐玄宗亲召进宫的那番恩宠，也早已是恍若隔世。

　　有史料记载说，杜甫与李白可能在洛阳即已相遇，然后二人由洛阳联袂东游，同到大梁。看来，李、杜两个人不是在大梁城不期而遇的。

　　李杜是一见如故的心神之交。直到十几年之后的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流放夜郎(贵州正安)途中遇赦返乡之时，客居甘肃天水的杜甫还做了一首《天末怀李白》，诗中有“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句，一副怅望云天、孤身愁影的思念状。

　　李杜在吹台与高适的相遇倒确实是不期，不过想必也有一牵线者从中介绍。

　　三贤祠飘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矫情

　　三贤祠依偎在今天大禹殿的东侧，一间房兼一小院落，房内塑有李杜高的三人泥像。今天的人们嫌此处空间狭小，不足以施展当年三贤在此对酒当歌的风采，干脆在碧霞元庙前的厢房内，又请人多塑了几组着彩泥像，什么“吹台赋诗”、“千金买壁”等等。这些泥做的李白、杜甫、高适怎么看都是廉价的货色，而这种连匠气都不足的泥像、蜡像在开封城的古迹殿宇内并非稀罕品。

　　泥像就泥像吧，好在动机是美好的，也算是可以告慰三贤了。要知道，不管换成铜像或是石像，造价都要贵上许多。

　　几组泥像所要表达的内容，都是当年三贤会聚于此的细节。但我总觉得，这些细节演义和杜撰的痕迹过重，可信度要打个折扣。我们还不如留一点诗的余味，不必拘泥于具象，让游人自由地去想像当年三贤高会的盛况。

　　三贤相会吹台之时，距西汉的汉文帝次子梁孝王刘武在吹台开辟梁园已有三四百年。登高畅饮，三贤不也犹如今天之旅游客？只不过，古人不知筑了围墙，将门把严了，开一扇小窗口，凡来此一律买票，绝不客气。

　　李白是喝醉以后写的《梁园吟》，有“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为证。访古以遣一怀愁绪，作歌以抒满腹积郁，这正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李白喜酒贪杯连他自己也认。犹如襄阳民谣所说的“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李白常常是一副烂醉如泥却也不怎么招人烦的样子。虽然听惯了李白喝酒很凶的传说，但我老是有些怀疑：李白不至于顿顿“酒肉穿肠过，诗歌心中留”吧？酒精灌多了会导致血管硬化满脸铁青死难看不说，还会让大脑迟钝记忆力一塌糊涂。我们潇洒飘逸的诗仙李白，肯定不会是这样一副尊容。

　　书上说李白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不过有郑州熟人之妻唬老公曰：“还喝还喝，李白知道吧？他是够聪明够天才了吧，可生的儿子是弱智，都是酒精害了下一代！”

　　我一直以为李白无酒也能吟得好诗。他诗中的酒气海量多是豪放风格之修辞，说醉未必真醉，喝多未必真多，心悲才是真疼。

　　今人已不大了解古人，现在的人醉了那是纯粹意义上的被灌翻，只会呕吐不会做诗，翌日人前说一句“喝高了”完事。

　　杜甫比李白小11岁，他24岁便开始了“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那年在开封“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时，他32岁。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一别后，杜甫依旧“生别常恻恻”地记挂着李白，动不动就“故人入我梦”。杜甫这小老弟替大哥李白操透了心，担了无数次忧。

　　李白虽狂傲不羁，却总是心忧国事。安史之乱时，他平乱心切，又错跟了永王受到牵连，一大把年纪了还被流放往遥远的夜郎。虽然途中遇到特赦，但长途的颠簸和郁闷的心情已经耗尽了诗人的生命力。此后没多久，李白就驾鹤西行了。

　　而杜甫的小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客居成都时住的只是个草堂，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证。在李白去世8年后，杜甫也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了人世。但千秋万岁名，杜甫的身后事并不寂寞。那年，我到成都的“杜甫草堂”游览，看到好大的一个园子，气气派派，游人如织。

　　高适在吹台那次与李杜相聚时所写的《宋中》只是应景之作，他擅长抒发的应该是一如《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那种边塞沙场的悲壮与浩气。梁园的雅致只引出他“悠悠一千年，陈迹惟高台”的一叹。高杜两人当年的心境较之李白应该要好许多，诗也就赋得一般般地平庸无奇。

　　三位诗人在梁园的幸福日子拉得有多长，现在已无从考证。一说是，次年高适南游楚地而去，李白与杜甫一同去了齐州(即今日济南)，结束了这次聚会。另一说是高杜给李白找了一个知书达理又无比贤惠的宗小姐为妻，并使李白从此开始了“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幸福生活。

　　在开封，李白二次结良缘并在开封一住十年的浪漫故事流传很广。可我翻阅了一些关于李白的资料与诗作，始终找寻不到关于此事的片言只字的证据，颇有些失望。

　　悠悠三千年的禹王台，承载着两庙两祠一吹台，惟有三贤祠飘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矫情。文学中的伤春悲秋，我们大可不必跟着认真，不然一不留神也矫情了。【原标题：禹王台下话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