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树遮天蔽日，庄严肃穆的许衡墓园，曾煌煌然600余亩，然至上世纪末，只留下光秃秃的一冢荒丘。

　　近几年，在一冢黄土上，政府又重新建起了许衡墓园，也算得上幽静而肃穆，也无愧于焦作方面所说的是个“感受思想魅力，提升智慧人生”的好地方。

　　沧海桑田700年，许衡墓园又挺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它从“省保”单位升格为“国保”单位，不是因为这儿还保存着什么了不起的文物，而是因为这儿埋着一个人——元代理学领袖许衡，而许衡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当地的传说中，许衡作为一个汉人，却一生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所以自感罪孽深重，不可饶恕，遂嘱咐儿子在他死后将他的棺椁用铁索悬在墓坑的半空之中，以示谢罪。”许衡的23世孙许昭虎先生对记者说。

　　是许衡要谢罪，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向他谢罪呢？

　　反正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时候，许衡还被捎带上了，当地有的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是“千古罪人”，还焚烧了族谱与世代相传的木刻版本的“遗书”。“不过墓到底还是无人敢发！我们村大都是许衡的后代，掘祖宗的墓，那罪恶实在太大了，伤天害理，没人敢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许昭虎先生说，“许衡的墓冢始终没被打开过，有个谜也始终不得破解，那就是传说中的‘悬棺之谜’。”

　　许衡身前身后名

　　农民是最具创造力、最为大胆，也是最会适应形势的。

　　“批林批孔”的时候，许衡这位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大儒，被“打成”了“汉奸”、“卖国贼”，许衡的后代们连口大气都不敢喘，更别说保护祖宗的墓地了。如今，政府把许衡墓园修葺一新，农民们也跟着政府，把许衡老爸许通的坟墓、许衡的弟弟许衎的坟墓及许家祠堂给修复起来。许通之墓就在李封村的中央十字大街上，许衎的坟墓在一户人家的院内，这种在村内复修坟墓、让“鬼魂”与活人共处的行动已经够大胆的了，更大胆的是，在许通这位农民的坟墓前，还修建了山门，山门匾额上书写着“许通陵园”，比孔子、关公、袁世凯称“林”的级别都高，俨然是皇帝的待遇。

　　农民自有农民的逻辑：许通他儿子许衡的墓政府修得好好的，叫许衡墓园，许衡他老子许通的墓地，当然应该叫“陵园”才对。

　　但曾几何时，提及许衡，其后代就忐忑不安。

　　“许衡后代聚居的李封村，也是我舅爷的家。”焦作市中站区地方史志专家张娴征对记者说，“195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有次去李封村看大戏，在开戏前，一个中年男人走到我舅爷的身边问：‘您老是文化人，明白的事理多，您倒是说说，俺祖宗的棺木到底是悬着的，还是落地的？’”

　　这离奇的传说让张娴征甚感惊奇，终身难忘。“上中学时，历史老师又讲起这件事，说：‘民间传说许衡一生经历宋、金、元三个朝代的皇帝，自认罪不可恕，所以才嘱咐儿子悬起棺木。’”张娴征说，“但老师接着说，许衡并没有仕过宋、金，只是仕过元，不过他毕竟是汉人，为蒙古人效过力。至于那棺木到底是悬是落，天才晓得！”

　　也有传说认为，许衡的棺木起先是悬着的，但后来乾隆皇帝发了他的墓，把那棺材给落地了。

　　乾隆发墓是假，但这个满族皇帝派人祭祀许衡是真。在许衡墓园现存文物与史料中，乾隆是明清两代唯一派大臣到许衡墓园祭祀过许衡的皇帝。如今，根据文献复制的乾隆皇帝祭祀许衡碑，就立在许衡墓园内，其大意是：许衡天资过人，学术真醇，见识不受当时的局限，有超乎世人的才华，为朝廷制定朝仪、建立官制，使元廷继往开来，规模宏大，使华夏文化未被湮没，得以延续弘扬而更为纯厚……

　　而传说，乾隆是秉承康熙的意愿祭祀许衡的，并说康熙曾驾临许衡故里并凭吊其墓，赞曰：

　　大儒之生，与君相等。

　　应运而生，光辉日炳。
    …… …

　　至君泽民，非窦非径。

　　这诗的大意是说，一代大儒许衡是和皇帝一样伟大的，他应时而生，如同太阳一样普照大地，他在那个时代忠君爱民，不是小孔小径所能容纳下来的。

　　这诗显然不是康熙所为，而是民间与“悬棺之说”——即认定许衡是“汉奸”、“卖国贼”之传说的一种对抗。

　　这种对抗，显然必须借助于皇帝——明代皇帝是没法借力的，只有求助于清代的皇帝。

　　其实，忽必烈已续下中国帝业的正统，而朱元璋虽然赶走了蒙古皇帝，他在续正统时，还是把忽必烈的牌位与唐宗宋祖的牌位放在一起予以祭祀。

　　元代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忽必烈乃至成吉思汗是早已不存争议的历史人物，但许衡的争议却一直存在着，悬棺之谜更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反面舆论导向，而许衡后裔闻其说后，出于对祖宗的崇敬之情遂辩之为：俺的祖宗对这后世的评价，早就料到了，所以嘱咐悬其棺以彰显其伟大，不想传来传去，却成了“代祖宗认罪”。

　　其实，悬棺只是个传说，这传说在诉说——许衡难以盖棺论定——他仕元的对与错，还悬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而民间的“悬案”来自哪儿呢？

　　早在元代，同是大儒的刘因就近乎指名道姓地说许衡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以“正道”自任，就不应该在道之难行的情况下“以术自免”，并称许衡是“老氏之术”、“以术欺世”。明清两代更有人认为许衡之所以“八进八出”（忽必烈称帝后“五进五出”）朝廷，是贪恋官位，言行不一。

　　但许衡面对的是野蛮的蒙古统治者，他不这样做，蒙元的破坏性会更大的。

　　身不贪荣心不辱。许衡翻山越岭，自己并没有留意身边的“风景”。而有人却认为许衡因“贪恋风景”，才“八进八出”翻山越岭的。这正如他的《病中杂吟》诗所言“花可为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而在《春雪》诗中“为问王孙与农叟，忧欢应见两难同”，更道出在“春雪”面前奢侈生活与未能温饱两种不同的心境。

　　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心境不一样，角度不同，自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许衡身前身后事

　　对于蒙古人的破坏性，许衡是有切身体会的。

　　许衡的父亲许通为逃避战乱从现在的焦作“避地河南”，落草于新郑市西约10公里大隗山（今始祖山）麓一个缺乏阳光照耀的小荒村——阳缓，即现在的辛店镇许岗村。许衡祖上世居河内（今焦作），在战乱中，其父不得不南迁避祸，但一个农民，没有财力的支撑，能跑到哪儿呢？过了黄河，许通就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就食大隗山内，1209年，许衡降生于斯。

　　许衡“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许衡如此这般地问，让老师很难答，老师对他的父亲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如是者凡更三师。”

　　生逢乱世，且家贫无书的许衡在童年时代并没有受到什么良好教育，他偶尔在邻家看到一本《尚书》疏义，就白天借过来读，晚上再抄。他后来曾对别人说：“吾于是书，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矣！”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许衡接受了以良知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人之所以高尚与可敬，就在于他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综观古今中外，品德高尚的人，如柳下惠坐怀不乱，如杨震夜拒千金，如许衡宁可热得难受也不摘吃路边的梨子……难道真的是“灭”了“人欲”了吗？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许衡的回答别具一格。许衡有次与众人一起为躲避战乱四处奔突，天热口渴，忽见路边梨树上挂满梨子，许多人都争摘之而解渴，许衡却不为所动。有人问许衡：“你为啥不摘梨呢？”许衡答道：“不是自己的梨，怎么可以随便乱摘呢？”那人笑他迂腐：“这兵荒马乱的，梨树哪有什么主人呢？说不定它的主人早已被打死了！”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好一个“我心有主”！它不仅道出了做人的一种准则、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精神，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条底线。

　　如今，在新郑市辛店镇许岗村，村中路旁竖立着一座砖砌碑楼，墙上嵌有石碑2块，横额碑书“元朝一人”，而在焦作许衡墓园内的牌坊上，横额书有“朱子后一人”——有元一代的理学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境中玉成于汝的。

　　23岁时许衡还险些死于蒙古人的刀下，所幸的是，在经历了一段“奴隶”生活后，他逃脱隐居于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学识大进。后迁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府，皆以教学为生。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许衡听说他从蒙古人的刀下救下的南宋儒士赵复于此传授伊洛之学，于是就前往求教，33岁的许衡这才读到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及《小学》等书，并抄录下来朝夕精诵。他对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忠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

　　1254年，在姚枢的举荐下，已经45岁的许衡到忽必烈称王的秦地（陕西）出任京兆提学，教化秦人。这是他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八进八出”与忽必烈打交道的开始。

　　许衡曾说过“也须焚书一遭”的豪语。他不主张科举考试，这和忽必烈是相通的。“许衡是理学大家，他和所有的思想家一样，都是看不起以章句、诗词为内核的科举考试的（王安石变法后，曾增加策论的内容），认为它于治国经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说：“许衡试图推行全民教育，这和忽必烈的想法很吻合。”

　　而普及教育也许是有元一代最有新意的创举。社学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实施义务教育，当农田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子就去上学。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的，可能有向中央政府虚报学校数量的情况）。在未实施科举考试的情况下，普及教育也是安置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

　　这种普及教育的设想，也许和许衡“治生”思想密切相关。许衡提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而“治生”就是生计，就是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经济活动。他不把伦理、政治放在首位，而把经济活动放在“先务”，与以往的理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虽然主张“治生”“当以务农为主”，但并不反对“百工技艺”、贸易经商，认为商贸活动并不失理，“亦有可为者”。

　　但至元朝中后期，科举考试还是进行了，而考试的内核就是许衡鸣倡的朱子理学，并影响明清两代。“与唐宋诗词章句的考试内容相比，这一考试内容的变革是一种进步。”李治安教授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逐渐影响着元朝统治者。而“弥勒下生”及在兰考黄河治河中传开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策划也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领导义军的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者的战斗中如入无人之境，直至挺军蒙古大草原也未受到什么大的抵抗。

　　剽悍的蒙古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变得“不堪一击”。

　　2004年11月5日，李治安教授在“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就会议达成的共识宣读如下：

　　许衡是我国元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和学术大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许衡说服了蒙元统治者部分地采纳了他的“行汉法”的建议，减少了元初战乱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促使社会由乱到治，减轻了人民的苦难；许衡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主要传承者，正是由于许衡不遗余力地推广，使朱学在元代被定为一尊，宋明理学亦得以薪火相传；许衡在《授时历》的编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占有的历史地位以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对《授时历》的贡献应与郭守敬等人一样彪炳史册；许衡创建了元朝的国子学，形成了元朝国学的教育体系，为元朝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儒家思想的高级管理人才……

　　700多年过去了，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许衡专题研讨会给出如斯的盖棺评价，许衡那悬着的棺木是否该落地了呢？【原标题：““元朝一人”许衡墓系列之四追寻“悬棺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