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不摘梨”的道德典范

    2005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目要求考生进行辨析：

    在元朝时，有一个叫许衡的人，盛夏行路时因天气炎热，口渴难耐，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路人纷纷去摘梨吃，惟独许衡静坐树下不动。有人不解
地问：“何不摘梨解渴？”许衡答曰：“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么乱，梨树哪有主人！”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无主了吗？”

    这个故事并非杜撰的，《元史》有载，许衡号鲁斋，生于金末元初的乱世，他的祖籍在怀州河内李封村（今属焦作市中站区）。公元1208年，许衡的父母为避战乱，迁居新郑城西阳缓里（今辛店镇许岗村），次年9月29日，许衡降生于此。公元1232年，蒙古兵的铁蹄踏进新郑，24岁的许衡跟随众人逃难，途中便发生了这个故事。

    读了这个故事，我不禁为许衡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了：许衡的做法迂腐吗？非也！有道是“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身为难民，许衡仍然能够做到“义不摘梨”，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这种境界，绝非常人所能为。

    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许衡还有让我惊叹的事。原新郑市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中智介绍说，《元史》记载许衡“幼有异质”，天资聪明，年少时就有过人之处。7岁时，许衡入学读书，他白天攻读，夜里思考，有时候所提的问题让老师也感到惊奇，甚至不能回答。对于知晓的道理，许衡则严格地身体力行，深受人们敬重。

    有一次，许衡不解地问其师曰：“读书何为？”老师回答：“考取科举功名啊！”许衡又问道：“仅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在古代，“寒窗苦读求功名”是读书人惟一的人生目标，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求。许衡与众不同的思路，问得老师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老师只得惭愧地对许衡的父亲说，许衡这个学生“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自己主动辞职不干了。如此情形之下，许衡曾经3次更换了老师。

    许衡自幼勤奋好学，做学问严谨认真。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常不惜长途跋涉上百里借书抄书。16岁时，许衡在一个占卜人那里见到一部古籍《尚书疏义》。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想得到一本书十分困难。许衡见了此书爱不释手，他向此人求情，住在其家里，硬是一笔一笔地抄完全书才回去。公元1241年，许衡慕名来到辉县百泉“太极书院”，在这里他“对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究，无所不讲”，成为中原一带的名儒。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道德之乡”的美誉，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了许多知书达理的人之典范。古往今来，“孔融让梨”的故事流芳百世，许衡“义不摘梨”的故事也已传诵数百年，成为人们效仿的一个道德标尺，有人赋诗赞曰：“许衡饥渴时，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八进八出的元代“魏征”

    马克思曾指出，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赵宪立认为，当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后，蒙古统治者逐渐接受了被他们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许衡对元初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赵宪立先生说，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比较“重武轻文”，就像毛泽东诗词中所写的那样“只识弯弓射大雕”。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蒙古兵所到之处经常乱杀无辜，在元朝建立后，统治者用落后的思想统治中国，人为地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延续千百年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明面临着“断链”的危险。

    忽必烈是一位被马可·波罗描绘为“伟大可汗”的开明君主。公元1254年，忽必烈主政秦中时，闻知许衡是个人才，就征召委任许衡为京兆（今西安市）提学之职，主管当地的教育。许衡令各郡县皆办学堂，提出“民生8岁，上至王公之子，下至庶民子弟，皆令入学”。在许衡的倡导下，秦地学风大盛。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校长称为“祭酒”。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成为元世祖后，任命许衡为国子监祭酒，还亲自选择蒙古贵族子弟到国子监深造。作为元世祖青睐的学者，许衡受到了朝廷上下的尊重，他审慎而细致地向蒙古人介绍朱熹的学说，以儒学教习蒙古子弟知书达理。

    许衡在医药、法律、军事、数学、天文、水利等方面博学多能，元世祖忽必烈对许衡极为器重。通过对历代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许衡向元世祖提出了著名的《时务五事》谏言，他鉴于当时战争的屠杀和破坏致使民生凋敝的状况，向元世祖建议重农桑、兴学校、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指出立国的根本在于获得民心，而获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实行“汉法”。“汉法”就是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思想，许衡认为“北方人入主中原者，必行汉法乃可久长”，指出得天下之道是“爱与公”，提醒皇帝“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针对蒙古贵族统治者将全国分为四等人的做法，他劝诫统治者应做到“天下一家，一视同仁”，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一时间，元朝中对于是否实行“汉法”的争论十分激烈。在许衡的极力说服下，元世祖忽必烈部分地采纳了他的“必行汉法乃可久长”的建议，变易旧制，使得中国传统文明继续向前推进。

    元朝建立之初，官制、朝仪比较混乱。公元1269年，许衡领命和刘秉忠、张文谦等大臣一起拟定朝仪和官制，他制定出了中央集权机构的设置及“皇帝即位”、“册封皇后”等24种朝仪，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冗长增置的台院”，对元朝的政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许衡27年的仕途生涯中，他先后8次被征召入朝做官，又8次辞官回到祖籍开馆授徒，躬耕桑农。任职期间他刚直不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有元代“魏征”之美誉。

    赵宪立先生说，公元1270年，许衡晋升为元朝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中书左丞，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在中书省掌权的阿合马在朝中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掌管兵权，满朝大臣中惟独许衡执反对意见。许衡说国家大权无非是财、民、兵三项，阿合马已经掌管着财、民两项大权，其子再掌管兵权，对国家不利。因为许衡大义凛然的反对，阿合马父子的野心未能得逞，遂对许衡怀恨在心，挟机报复，愤然不平的许衡以辞职表示抗议。公元1273年，当朝权臣屡次破坏“汉法”，克扣供应给国子监学生的廪食，许衡从政受阻，再次以辞职相抗。

    就这样，许衡在朝廷中“八进八出”，显然对仕途不感兴趣，那么他的兴趣在哪里呢？赵宪立先生说，许衡一生以从事教育为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未踏上仕途以前，许衡即以开馆授徒为业，辞职回乡后，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教育并以此为乐，跟随他的学生也非常多，其门下不仅有大批汉族学生，还有不少蒙古贵族子弟。许衡施教循循善诱，在河北大名府执教时，他教书所在的“鲁斋”终日里弦歌不辍，书声朗朗，他被称为为人师表者的典范。通过传道授业，许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对蒙汉文化的融合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位至卿相，为一代名臣”。
  
    推动历史发展的“元朝一人”

    提起郭守敬，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闻名中外的《授时历》。其实人们不应该遗忘的是，《授时历》并非是郭守敬一个人的“发明”和“专利”，它凝聚了包括许衡在内的许多人的心血和汗水。

    许衡博学多才，在天文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元史》记载：公元1276年，忽必烈命王恂、郭守敬等人修定历法，王恂奏云：“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忽必烈准奏，“命（许衡）领改历事”，许衡于是参与制定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这部历法。所以，制定《授时历》，许衡也是功不可没的。

    《授时历》完成后不久，许衡由于思虑过度，身心交瘁，于公元1281年3月2日在祖籍病故，终年73岁。许衡作古后，四方学者闻讯相聚哀哭，更有不远千里奔赴墓前致吊者。许衡的品德言行大为人们推崇，被后人誉为“元朝一人”。

    为何称许衡为“元朝一人”呢？赵宪立和郑中智先生认为，这是指许衡是元朝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毋庸置疑，许衡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今，许衡的祖籍焦作敏锐地认识到了许衡的名人价值，开始大打“许衡牌”：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是许衡的祖籍和卒葬地，中站区投入130万元，对许衡墓园进行了全面整修，整修后的许衡墓园占地达1万平方米，吸引了许多人前去拜谒。去年，焦作有关部门还组织召开了“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邀请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云集一堂，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

    而作为许衡的故里，在如何发掘许衡的历史文化价值方面，我们却似乎有些裹足不前，难以和人家并驾齐驱。

    4月20日，我们前去拜谒许衡故里。驱车出新郑市区西行约10公里后，车子向南拐入一条乡间土道，路边赫然出现了一块写有“许衡大道”的路牌。同行的郑中智先生说，这条路是专门为纪念许衡而命名的。

    说是“许衡大道”，然而一路走下来，记者发现这是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并没有任何与许衡有关的人文标志，比如许衡的雕像，心中不免遗憾。

    沿许衡大道进入许岗村，但见村中路旁南北向立有一座一人多高的古式青砖碑楼，碑体已是斑驳不堪，字迹难辨。仔细辨认，除了碑楼正中的石碑上楷书“许鲁斋故里”5个大字比较清晰外，还依稀可见“碑记”载明碑楼乃清雍正二年所建。碑楼旁边，有人见缝插针地种了一些豆角和蒜苗。

    我们正在观看，村里人也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我们向村民打听碑楼的来历，“这是为纪念俺老祖宗许衡立的！”40岁的许根峰告诉我们，这座碑楼在文革期间曾经被人推倒了，万幸的是，村里有人悄悄地将碑楼的石碑埋在院墙中保存起来，1989年村里人又将石碑扒出来重修了碑楼。

    显而易见，这座简陋的“许鲁斋故里”的碑楼和焦作那座规模庞大的许衡墓园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赵宪立先生介绍说，早在元代，许衡的学生郑冲霄在任新郑县令时，曾在县城建有许衡祠堂，但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毁掉了。现在，新郑境内存留下来的有关许衡的遗迹只有这座碑楼了。

    许岗村49岁的村支书许玉安系许衡嫡传22代裔孙，他向我们展示了村里1997年新修的《许氏家谱》，家谱显示许岗村许姓为许衡20代至26代裔孙。许岗村现有1700多人，许衡的后裔就有1300多人。许玉安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许岗村原建有许家祠堂，内有许衡像，但祠堂现已毁灭。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和许氏宗亲不时来许岗村拜谒许衡故里，村里也有意重建许家祠堂，搜集整理有关许衡的资料，但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未付诸行动。

    得知这些情况后，已数次来许岗村考察的赵宪立先生鼓励许玉安要发动村里人，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把许衡故里的招牌打出去，许玉安连连点头……【原标题：郑州记忆系列报道之四十 “元朝一人”话许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