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河南博物院阔步前行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为确保国宝安全，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铜器34箱，运至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内，国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请其对暂存租界的河南古物加以保护。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亦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存放于汉口的文物辗转运往重庆，“撤退途中，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一路险象环生，着实为一次险恶之旅”。至重庆，中央大学租借磁器口之校舍给河南博物馆，以存放河南古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纶向河南博物馆声明，河南存渝古物“将与本校财产同等看待”。抗战期间，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馆张克明等监守。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内战烽烟又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机会回归河南。重庆解放后，河南存渝古物皆由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封存，贴有封条的包装箱，至今仍保存于河南博物院。

　　但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河南存渝古物已于重庆被攻克前两日被国民政府抢运到台湾。由于解放军迅速抵渝，封锁飞机场，才使得运送第二批河南古物的飞机未能起飞。而被抢运到台湾的河南古物，商得在台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数转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开馆之基，镇馆之宝。“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自我介绍是——“位于南海学园荷花畔的历史博物馆，为大台北地区除‘故宫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为主的公立博物馆；收藏近5万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及日本战后归还的古物为主。若以时间划分，上至殷商下至民国，前后跨越3000多年；由地域分野，以黄河流域汉文化区出土的古物为主，台湾早期文物居次，其他地方的宗教、民俗器物也有；从材质区别，包括铜器、玉器、陶器、瓷器、书画、中国文字史料、工艺品、古钱币、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十大类，其中以古钱币的藏量最丰，河南出土的青铜器和唐三彩最珍贵难得。”

　　1993年，台湾成立河南古物清查小组，1997年清查工作结束后，出版了《河南省运台古物图录》及《甲骨文专集》。

　　1950年，河南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这些文物后分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至此，新郑铜器分散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

　　1994年，深圳市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局联络，请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实其藏品。在预选的文物中，有新郑新出青铜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铜器。曾经受同出器物离散之苦的河南博物院，不忍心再看到新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为分散，乃从已经离散的新郑铜器中选出与预选器物近似的铜器两件，调往深圳市博物馆。

　　至此，轰然撞开河南省博物馆事业大门、并凝聚了那么多人心血才得以留存河南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已分散在两岸四地五个博物馆中，各博物馆所收藏的数目分别为：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8件、中国历史博物馆5件、深圳市博物馆2件。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其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等下落不明。

　　至解放前夕，历经浩劫的河南博物馆已元气大伤，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物大馆，几乎走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

　　开封沦陷后，把河南博物馆推上中国博物馆“第二之位置”，因替河南博物馆揪心而舍不得离开河南博物馆的关百益，20世纪60年代被打成“汉奸”，理由是他不该在日本占领下的河南博物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关百益得以平反昭雪。

　　1953年，依据中央精神，元气大伤的河南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博物馆。

　　2003年的春夏之交，记者在开封市三胜街河南博物馆旧址，还能依稀看到那锈迹斑斑的铁牌上残留的“河南地志博物馆”字样。

　　历经浩劫，几乎名存实亡的河南博物院是怎样起死回生的？明日请看《风雷激荡紫荆山》。

　　1961年，河南博物院在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至郑州的数年后也迁入郑州，结束了它的“开封时代”。

　　河南博物院似乎很善于“借壳上市”。

　　在开封，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6月并入河南大学，7月，河南博物馆就借其“壳”亮出自己的大旗；在郑州，1958年由各单位捐资在紫荆山兴建的用于展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河南展览馆，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而展览难以为继，于1961年“禅让”给有着厚重历史的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也因此而在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入郑州的数年后，结束了它的“开封时代”。但自此的20多年中，河南博物馆也多了想“省”也省不下去的“省”字，更名为“河南省博物馆”，直到1998年迁至郑州市农业路更名为“河南博物院”，而成为国家级博物馆。

　　展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河南展览馆本身就是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些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到郑州，常把河南省博物馆当成省委的‘衙门’。”河南博物院原群工部负责人张美荣说：“我只有不厌其烦地对农民兄弟讲，这儿不是省委，是河南省博物馆，但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并反问我：‘除了省委，谁能有这么好的门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紫荆山附近可不像现在这般热闹，那时河南省博物馆与黄河展览馆“隔花(紫荆山百货大楼的地盘在当时是个荷花池)相望”，附近更没有什么大楼，更别说立交桥了。张美荣说：“晚上加班后，我都不敢回家，家里的人要打着手电筒来接我，其实我家离博物馆很近，就在纬一路原河南日报社对面的省委统战部家属院，但河南饭店段的花园路及河南日报段的纬一路那时黑灯瞎火的，晚上没有一个人，挺吓人的。”

　　河南省博物馆继承了河南展览馆的家业，也继承了展览的“毛病”。那时基本陈列不多，临时配合形势的展览很多，“经常加班，干到晚上12点，发盒7分钱的饼干就让人高兴得不得了！”张美荣说，“杨水才展览、焦裕禄展览、林县红旗渠展览等，我们都搞过。”

　　打击地富反坏右及犯罪分子的公安展览最吸引人。有次搞公安展览，省公安厅的杨科长在博物馆负责协调布展，他对博物馆的人说：“我在这儿，你们的文物保险了！”但就在公安展览撤展的当天晚上，一个淮阳县的盗贼伸出了黑手。

　　这个盗贼在当天下午看完公安展览后，从博物馆南二楼上边没有完全封死的楼道口下滑至锁着的一楼楼梯间。晚上，他打破玻璃，偷了5件文物后，掰开一楼南面窗子的铁栅栏，这时天已经快亮了。那时博物馆一楼南侧是块苹果园子，从博物馆逃出来的这个盗贼，在这儿迷路了，找不到大门，他就瞎转，结果转到了家属院。早起的人见到这个背着麻袋的人瞎转，以为他是偷鸡的(那时有人在院子里喂鸡)，就叫来保卫科的人，把他交给了派出所，而他背的那个麻袋，则暂时放在了博物馆的传达室。

　　博物馆的一位丁姓家属出去买早餐，在传达室和人唠嗑时，无意间用脚踢了麻袋，叮当响，打开一看，是文物！

　　后来，这个盗贼被判处死刑。

　　博物馆开始没有保卫科，不管男女，只要是60岁以下的，都得轮流值夜班，一晚上5角钱，不让谁值班，谁还不乐意呐。

　　但“盗不单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夜晚，一群来自南方的大盗进入了博物馆。报警系统响后，值班员围着博物馆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转到大门南侧时，忽然有人指着南二楼的窗子大喊：“坏了！你看窗子的钢筋被扭到两边(后来知道，大盗们进去之后，把钢筋复原到原来的位置，走后自然就不管那么多了)。”

　　这次丢的是比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莲鹤方壶稍小一些的双龙方壶，是解放后出土的，和莲鹤方壶的出土地点一样——都是新郑。后来，案子是破了，还毙了人，是湖北监利的，但双龙方壶已被香港的阿毛买走，而阿毛到底是谁，没有查出来，双龙方壶至今下落不明。

　　丢失的，我们感慨万千；但得到的，同样值得我们回味——

　　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高楼与小院杂陈的张寨南街愈发显得狭窄、短小。说是街道，其实它更像个胡同儿，虽然距西南面的郑州市百货大楼也就几百米，但看上去还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村庄。

　　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上，就是正午，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街道的北头有那么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杜老汉和几个老人聚在那儿聊天。

　　谈起29年前这儿挖出“宝贝(铜鼎)”的事儿，有的老人说他们只是听说过这事儿，但杜老汉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是俩香炉的事吧？满身都是绿锈！挖防空洞挖出来的，我去看了，好吓人，怕是死人的，赶紧跑出来了。”

　　杜老汉说铜鼎是香炉儿，也是没错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越来越广，并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以明代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而在寺院里，用铜鼎作香炉就更为普遍了。

　　而杨育彬研究员说起发现铜鼎情况，就像讲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那是1974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着小雨，有人跑到河南省博物馆，说群众在杜岭街、张寨南街附近挖防空洞，挖出了文物，“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到那儿后，发现了一对大的铜方鼎，其中一个铜方鼎中间还放了一个铜尊。这两个方鼎非常重要，一个高1米、一个高86厘米，就是到现在，它们还是我国商代早期最大的铜方鼎！这个发现证明，郑州商城应该属于王都一级的，因为这一定是商王用的东西。”

　　“我们要把发现的位置在图上表现出来，但防空洞挖得很深，这地方距地表将近6米，我们不知道这两个鼎在地面上的位置。大伙说，咱们就按防空洞的进口来测，结果测来测去就找不着，因为上面还有房子和其他东西，最后没有办法了，就用探铲钻，平常钻探都是往下面打，这次是从下往上打，打到地面上后，发现其在一家住户的大衣柜的底下。郑州可以说遍地都是文物，说不定你的房子底下，或者你的床底下、你的大衣柜底下就保存着很重要的文物！”杨育彬说。

　　“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杜岭铜鼎的发现，对20多年后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认定郑州乃商代开国之君成汤都亳之地，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杨对于这一结论持谨慎的保留意见。

　　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河南古代历史陈列”，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周到及河南日报社文艺处原处长、《志愿军英雄传·黄继光》的作者余昂在河南日报上开了个《中州古人》栏目，招来横祸，被打成“河南三家村”，而陈列则被诬为“歌颂帝王将相”，周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着1.4米高的大帽子游街，上写“河南小吴晗”、“漏网大右派”，而红卫兵把许顺湛抓起来，问他：“是不是反党？”许答：“不是！”一顿皮带抽打，再问：“是不是？”许答：“是！”红卫兵又问：“为什么是了？”许答：“你打我了！”

　　就连焦裕禄、岳飞、陈胜吴广等展览也被查封，理由是焦裕禄谁都救济，宣扬的是“人性论”；岳飞忠于皇帝，12道金牌说召回就召回了；宣扬陈胜吴广起义，则是趁自然灾害煽动农民起义。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占尽地利的河南博物院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还是恢复了元气，其收藏的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器瓷器，享誉世界。

　　河南博物院之紫荆山时代承上启下，功勋卓著。2003年5月16日，这块风雷激荡过的热土虽然转手商家进行新的开发，但人们不会忘记河南省博物馆事业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每一步！(全文完)【原标题：“打捞”河南博物院尘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