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代，书院勃兴，最著名的有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长沙）、嵩阳（今河南登封）、应天（今河南商丘）四个，号称四大书院。这些书院里，官府都赐有儒家的“经传”，藏书丰富，堪称各地的文化中心。

    河南商丘，是宋太祖赵匡胤曾任归德节度使的地方。在北宋时，初名宋州，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又升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居于陪都地位。

    当时的商丘，紧邻汴河，交通发达，隋唐五代以来，商旅辐辏，“实一方之都会”。唐末五代之时，由于藩镇割据，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文化均遭重大破坏。一些不乐于仕进的知识分子，往往隐居山林，或者潜迹民间，聚徒讲学，以备来日之用。这就是当时书院兴起的历史条件之一。当时的书院多设在风景幽雅的名山之中，而唯独应天书院却设立在繁华的闹市里。

    应天书院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曾聚徒讲学，受到了将军赵直的支持，从而使这所私塾学校日益发展起来。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戚同文，家富而好学，即拜杨悫为师。开始，杨授以《礼记》，戚每日读一卷，并能熟记。不到一年戚就读完了五经，学业大有长进。戚同文的好学精神，深深感动了老师，杨悫即将其妹嫁与同文为妻。从此以后，戚同文学习更加勤奋刻苦。竟至“累年不解带”。

    在后晋末年大乱之时，戚同文虽不愿出世为官，但对国家前途却非常关心，他就是在这时取“书同文”之义，改名同文的。他希望国家统一，平时的学业也以此为奋斗目标。杨悫死后，戚同文继承了老师的事业，同样得到将军赵直的支持。赵“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由于戚同文及众人的努力，“远近学者皆归之”，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为了选拔人才，实行了开科取士。这时，戚同文所办的学校人才辈出，前后百余名学生，科举中第者竟达五、六十人之多，其中的宗度、许骧、陈象舆、袁象先、郭成范、王砺、腾渉等，“皆践台阁”，成了其中的佼佼者。许骧的父亲许唐，目不识丁，原家蓟州，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后，乃携带家资南下，经商于汴、洛之间，闻戚同文办学有方，遂定居楚丘，送子入学，甚至“罄家产”而在所不惜。许骧在老师的亲切教诲下，13岁便“能属文、善词赋”，后官至兵部侍郎。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家境贫寒，求学之志甚坚，在应天“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在学习期间，以颜回自比，胸怀壮志，克服许多困难，奋发学习，终于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戚同文卒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他所创办的学校一度中断。至真宗大中祥符初，又出现一位热心办学的人，才使应天的文化教育再度昌盛起来。

    真宗即位初，应天府民曹诚，家境雄厚，藏书丰富，慨然有复同文旧学之志。他出资300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150间，聚书 1500卷，“博诞生徒，讲习甚盛”。曹诚的复学工作，由于得到了戚同文后人的大力支持，所以才顺利完成。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曹诚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主之。他的请求通过应天府得以上呈宋廷。真宗看到奏报中的学样“学纶画一”，大为嘉叹，“面可其奏”；并使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从此，这所书院取得了官学的地位，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并署曹诚为书院助教。

    作为宋代地方官来说，应天书院与曲阜的文宣王（孔子）庙建立较早，所以，宋人曾说：“州郡置学始此”。

    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他的请求得到宋廷准可，说明增添书院发解进士名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宋廷又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使官府对书院的控制又有所加强。

    此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晏殊为应天知府，大力聘请名师任教，在他的推荐下，经宋廷批准，以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自六经、史记、百氏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训诂文字，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因此，“一时名贤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著天下”。宋人称王洙是“素有文行，其明经术”，可以说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封建教育家。他为应天书院贡献了力量，并经京东转运使推荐，从这里出任国子监直讲。

    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给学田10倾，充作学校经费。此时，晏殊又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商丘）的范仲淹入学，“以教生徒”。范仲淹“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此时，但虽身在校，而以天下为己任，曾向仁宗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可以说，范仲淹后来的政革思想，在这里已初步形成了。晏殊在写给宋廷的《举范仲淹状》里，称范 “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要求宋廷加以重用。不久，范仲淹即为密阁校理，而后步步升迁。由于范仲淹对应天学校作出贡献以及他的巨大政治影响，宋、元、明、清诸代，商丘一直保留他当年在书院的讲堂，后人并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以资纪念。

    由于应天书院及府学聘请公师，整饬校风，“于是乎，人乐公教，复邹鲁之盛；士为声诗，登周召之美”，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可与昔日孔孟讲学之邹鲁比美了。大约在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又为宋廷输送了大批人材。后人曾说：“宋晏公殊留守南京，兴学校，延范仲淹为师，教授诸生，故天下兴学，自公倡之”。北宋中期以后，各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与应天书院的影响不无关系。

    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廷又将南京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更高于一般地方学校，而与东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相互映辉。当神宗熙宁变法之际，这里亦实行“三舍法”，改革学校制度。

    哲宗时，曾肇知应天府。肇为大文学家曾巩之幼弟，“自少自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此时之南京，官员上任罢任，往来频繁，知府“宴劳无虚日”。但曾肇不屑于做这些繁忙的迎送应酬事务，乃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由此可见，这里教育事业历北宋一代而不衰，正是由于官僚重视、民间热心、内行经办、公师训导的结果。

    总而言之，商丘在北宋一代，学校由私学到官学，从书院而升为府学，再由府学升为国子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他的发展中，戚同文、曹诚、晏殊、范仲淹、曾肇等人都作了贡献，遂使这所学校人才济济，影响于全国，在宋代的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宋人将应天书院列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实，它的影响之大、坚持时间之长，都是其他地方的书院及学校所不及的。

    编者按：

    商丘的民间故事伴随历史从远古走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但始终蕴藏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彰显出特有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是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的自然流传。

    民间文化遗产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是民族历史和民族感情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且是风土人情的艺术结晶。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报从本期开始陆续推出商丘民间故事精选以飨读者。（周宝珠）【原标题：北宋的应天府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