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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书院开启一代兴学风”系列一 文化厚土孕育明星书院
2013/8/1 15:52:11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正对着的，是绵延逶迤的城郭；背倚着的，是古老的城墙；周围环绕着的，是清波荡漾的水域。这便是应天书院的所在了。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应天书院有了一种特殊的氛围：穿越城郭，是远世的宁静；回望古城墙，却是现代都市的喧哗，站立书院，市声离得很近，却又很远，静谧离得很远，却又很近。
这正是应天书院的特色之一。
北宋一代有四大书院，分别为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但四大书院中，应天书院却有着自己独到的地方：
一是另三家皆远世而居，地处偏远，只应天书院建于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或说都市边缘，追求读书的宁静，却也不排斥社会热点，一切行为的初衷皆直指社会，所以在其时，人气颇旺；二是另三家书院主要是因理学学术中心的定位而存在，而应天书院所从事的教育内容更广泛、更具有现实性，视野更为开阔，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便捷地掌握济世之道，得到朝廷的认可和器重；三是应天书院保留着浓厚的官办特点，两宋期间，只有应天书院得到了官方的整体承认，是四大书院中唯一被升入国子监的。
应天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天下庠序（注：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视此而兴”。有宋一代先后出资予以扶持，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顺地向上级伸手要待遇。仁宗景二年（公元１０３５年），官府又拨给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明道二年（公元１０３３年），朝廷又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这种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书院所不能得到的。到了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瞓更是在《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明年（２００９年）是宋真宗赐匾应天书院一千周年纪念日，应天书院再次为世人所关注，应天书院为何在当时的四大书院中唯一升为国子监？为什么被皇家所重视？日前，记者来到应天书院一探究竟。
文化商丘孕育应天书院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相当于今天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是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
中国的书院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当时称作“精舍”或“精庐”。“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史载，玄宗时政府设立集贤、丽正两处书院，但那时的书院任务还相当单纯，主要承担着国家图书馆的功能。进入宋代以后，由于统治当局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学校教育异常发达，至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就达十五六万人。而在以宋朱熹为首的一代大儒和众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不断推动下，中国书院制度逐渐成熟，其功能也趋于多样，仅北宋就有规模建制的书院３８所，其中最为著名、成就最高、名人辈出的就是包括应天书院在内的“四大书院”。
应天书院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开办，史料载“学子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商丘县志》载：“宋人书院，犹存古遗。今郡县邑争立义学，亦源流之意……宋应天府书院，在旧城州治东。”“旧城”指北宋应天府——南京，现在的商丘市睢阳区南湖旅游景区。
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因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１００９年），真宗帝大嘉叹，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范仲淹来应天书院求学，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宋仁宗景元年（公元１０３４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同为当时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其后，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有大的扩展，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更让其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不过，书院在商丘古城南湖的最早地址现已不存，明正德六年书院迁至城内，即现中山东二街路北一带，现存少量遗迹。明代与书院相邻的文庙现在尚存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学子应试之地。
如今，应天书院修复工程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工程，总投资１９２０万元，占地面积５２亩，由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
应天书院的诞生，离不开商丘这片历史厚土的孕育。商丘在前商为都，春秋为宋都，汉为梁郡，唐称睢阳，宋初又改为宋州。真宗景德三年（公元１００６年）改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年）升为南京。这里是宋太宗赵匡胤的发迹之地，“北宋”的“宋”即源于此。当时应天府为北宋陪都，又是北宋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它“南临汴水，西牵京师、禁喉关陕、东蔽江淮、舟车涌会”。
应天书院之所以产生于商丘，更深的原因是这里有丰厚的古文化积淀，因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大家都曾在此频繁活动、讲学。老子故里太清宫，距此６０公里；孔子、墨子均为宋国人，国都在商丘；庄子故里蒙墙寺，距此２５公里。春秋文明产生了儒、道、墨、法四大学派，其中儒、道、墨三家均与豫东密切相关。郭沫若先生在《青铜器时代》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思想史上，老子、孔子、墨子这三位大师出现以后，在春秋战国年间就演绎出了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展开了中国思想史上灿烂的篇章”。西方学者雅斯贝斯也断言：“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人类，出现了一个文化轴心时代，人类的四个文明古国各自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提出了超越性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确定了各自的思维方式……人类至今的文化，依然是这四种文明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发展和变化。”他指出的这个“文化轴心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源远流长的教育史
除了文化的深厚积淀，从教育历史来说，商丘也是可圈可点，源远流长。据《商丘县教育志》“商丘教育大事记录”载：公元前１６世纪，商汤灭夏，在商丘建立商朝，商朝设置了“庠”、“序”等。公元前１１世纪，西周初年，微子启封于宋，都城商丘，“国学”与地方建“庠”并存。
历史记载了发生于商丘的教育大事：
公元前４９２年（周敬王二十八年）孔子周游列国至宋，习礼讲学。
公元前４７５年，战国初，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为宋国大夫，在宋兴学。
公元前３４９年（周显王二十年）孟子率徒数百人，车乘十乘，到宋国讲学。
庄周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也在这一带活动。楚威王曾以重金聘请为相，被他拒绝。庄周终生从事教育和著述，有《华南经》存世。
公元前２０６年，西汉梁孝王刘武在孔子讲学处筑“文雅台”纪念孔子讲学。
公元６２４年（唐高祖武德七年）皇帝下诏办学，商丘称宋州，州学设置经学、医学两科。
公元９３６年~９４７年，虞城邑人杨悫在城内建“睢阳书院”，杨悫死后戚同文继续执教，杨悫“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乐为教育，在睢阳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的支持。楚丘人戚同文，从小双孤，寄养在祖母的娘家。他聪慧过人，苦读经书，后被杨悫收养，杨悫以妹相许。五代乱世，戚同文立志不仕，决心以德行感化乡里，盼天下统一，故更名“同文”。戚同文继承杨悫的教育事业后，仍受赵直将军支持。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当年二月就开科考试，书院出进士八人。其后，书院人才辈出，名扬四海，有“七榜五十六”的美称。其中宗度、许骧、陈象舆、袁象先、郭成范、董循、王砺、腾涉等皆践台阁，因而戚同文成为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
公元９７６年，戚同文卒，学校一度中断。
公元１００９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邑民富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太原常？博士任教务，建立了书院。“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宋会要》里载有１００９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对书院赐额的这份诏书。
从此，应天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作为宋代的地方官学，应天书院与曲阜文宣王庙建立较早，宋人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道、墨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墨子》、《道德经》、《春秋》等，“博涉百家九流之说”。
公元１０２６年至１０２８年，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同时还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范仲淹在此留有众多遗文，如《上执政书》、《南京书院题名记》、《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唐异诗序》等。其时，书院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於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公元１０２７年，书院学生王尧臣、赵鰖分别中得状元和探花。
范仲淹继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怀，为北宋培养大批人才，如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富弼、孙复、石介等。史载有“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于是，“天下庠序，视此而兴”。
公元１０３５年（景二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拨学田十顷。
公元１０４３年（庆历三年）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应天府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公元１０６９年（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书院实行“三舍法”改革学校制度。
应天书院历经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席记者李红军通讯员孙纲文图）【原标题：“一座书院开启一代兴学风”系列一 文化厚土孕育明星书院】
已修复的应天书院大殿
杨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