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属于应天书院，但应天书院不属于范仲淹，应天书院的辉煌照亮了范仲淹一生，但范仲淹的辉煌只是应天书院的一篇华章。

    想想，“应天”这个名字真可谓一词藏海。四大书院均以地名命名，嵩阳书院以嵩山命名，岳麓书院以岳麓山命名，白鹿洞书院以白鹿镇命名，应天书院以应天府命名。同样是地名，但就能有所不同。之于它们，应天书院首占一个“天”字，而且是“应天”。

    应天何意？一个词不再仅仅于一个词条的话，那要怎样解读？怎样的解读才能全景式还原这样一座书院，曾经的艰辛，曾经的沧桑，曾经的尊贵，曾经的辉煌？怎样的诠释才能尽致地表达这样一座书院，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千年的积淀，千年的经典？

    加之范仲淹的影响，应天书院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凸显出来的地位和价值，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有思想上的，文化上的，以及学术上的，而且是教训，是借鉴，更有反思，有启示。

    当前，嵩阳、岳麓与白鹿洞三座书院都已成立国家级基金会，运用世界力量进一步发掘自身魅力，拓展自身影响力。在这方面，应天书院起步晚了。但与之缔结书院联盟，携手打造国学大讲堂，这位“老大哥”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前不久，天安门广场东侧立孔子像就是一个信号：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载体，终究要从文献、典籍中搬到历史的前台上来。到那时，四大书院就是搭台表演的最好地方。而作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责无旁贷。

    一座府城何以叫应天

    “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推天说：一无天，二少天，三常天，四顺天，五应天，六违天，七采天，八取天，九纳天。”这是太昊伏羲以简易图推理出的天象。从一切顺天发展到应天，表明人们思想的进步。“应天”意思是“响天”，这是一种人心虔诚，即便为生活，也不违背天的想法。历史实践表明，“应天”并非迷信和伪科学，不是逆自然、逆潮流而动，而是一种“顺应天时”“响应天意”的智慧之举。

    商丘何以称应天呢？这渊源一定要扯到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

    商丘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是除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地位特别显要。后周时，赵匡胤官做禁军总帅。老皇帝驾崩后，登上帝位的小皇帝年仅7岁，朝中大权旁落到一群老臣手里。显德六年七月，小皇帝下诏命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衙门就设在当时的宋州（今商丘）。这表面上看似一份荣耀，实则将兵权在握的赵匡胤支离开封，分散他的军权。早已在动荡中谙熟实务的赵匡胤，敏感地嗅出了这样的“不幸”，于是到归德节度使任上不足半年时间，便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步登顶。

    古人很讲究“龙潜”，赵匡胤以归德节度使起家，商丘顺理成章便成了他的“龙潜之地”，即大宋王朝的发祥地，国号大宋也源于此，个中意义已非比寻常。

    而商丘称应天府，却是在宋朝立国46年后，宋真宗因太祖皇帝曾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便将原本还叫宋州的商丘更名应天府。像人们比较熟悉的晏殊就曾担任过应天府府尹。

    当时的应天府是最适合人居的优雅城市，有些官员退休，就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如今珍藏在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五老图》，画中的睢阳五老，并非都是睢阳人。根据南宋《齐东野语》记载：“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至今在古代的绘画、砖雕、木刻、刺绣等一些美术作品中还能领略到《五老图》的风采。睢阳五老及《五老图》可谓商丘古城历史上又一大文化风景。

    前行中的商丘，“应天”“响天”的嬗变不止一次，包括摆上台面的，摆不上台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否定，他们在摧枯拉朽中推动了历史。

    一种辉煌何以不再而名字却永不暗淡

    北宋时期有四大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商丘应天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应天书院从学舍到书院，从私学到国子监，从一次辉煌步入又一次辉煌，除范仲淹外，杨悫、戚同文、曹诚三人开创性的贡献功照千秋。

    杨悫可谓应天书院的开山试斧者。约于公元930年，五代后晋时的宋州虞城邑人杨悫应时代之需，开办起“睢阳学舍”，就是应天书院的前身。杨悫得赵直将军支持，一生“乐于教育，聚徒执教”。

    戚同文是宋州楚丘人，从小双孤，聪慧过人，日诵一卷，被杨悫收养并送读《礼记》。后在杨悫的教导和影响下，读书累年不解带，通古今经史。

    戚同文继承了杨悫的教育事业，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力行到“天下同文”，故取名“同文”，被尊为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杨悫后来将自己的妹妹许他为妻，同时也把“睢阳学舍”托付于他。

    戚同文死后30余年，应天府人曹诚，在原有基础上，造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不久，曹诚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将学校“入官”。这也是应天书院的一次应时之举。宋真宗皇帝

    表彰他的义举，下诏赐额“应天府书院”，并将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国家学府。公元1011年，学子张师德（睢县人）考中状元，四方学子复辏。此年，范仲淹也慕名来到应天书院求学。

    应天书院曾创下“七榜五十六”的辉煌。据《宋史》和《中国通史》载：“北宋太祖年科举考试每年一次，每次录进士十人左右，十六年共录九十六人。”据不完全统计：961年状元张去华（睢县人）、 967年状元刘蒙叟（宋州宁陵人）、968年状元柴成务（宋州楚丘人）。“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的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7人都是戚同文的门人。范仲淹的岳伯李昌图（宋州楚丘人，国子监博士）、李昌龄（太宗宰相）、岳父李昌言（太子中舍）兄弟三人均为“七榜五十六”人员。太宗年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李惟清、王怀隐、向敏中（均宋州人），以及戚同文的儿子戚维、戚纶也是戚同文弟子……应天书院造就如此众多的人才，在宋初书院中实为少见。

    一座书院如何参与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

    历史在今天已步入一个文化创意时代，文化的复活离不开“创意”。显然，应天书院千年的文化积淀，以及丰厚的闪耀着际遇的文化符号，综合起来，是其他任何一处书院都难以媲美的。而在当下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中，它要怎样突围？

    明正德六年，应天书院随商丘古城迁城迁至城内大隅首东。现仍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牙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之地。后在宋钦宗时毁于战乱。直至明嘉靖时，御史蔡瑷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沿用旧名。但不久，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年）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但短暂的辉煌后又被废止。

    今天的应天书院新址迁至商丘古城南城门外东湖区，修复工程当初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工程，总投资1920万元，占地面积达52亩，委托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

    应天书院建成后，商丘古城旅游将开展古文化建筑游和学术游。怎样对外打出学术游这张牌？显然，这样一座书院是用来讲国学、兴国学的地方，届时与各大院校合作开设国学讲坛，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定期解读传统国学，展示古代教育场所的独特文化氛围，以及丰富商宋文化内涵，这的确很值得期待。置身千年前的“清华”“北大”，饱受先贤教诲，尽享文化沐浴，这样的出游是不是自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一座书院虽“委身”商丘，却拥有国家概念及国家意志。这不仅仅因为范仲淹的光环笼罩，更是应天书院自身的魅力再现。

    一度作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在与之同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成为旅游“热宠”的今天，她却显得有些沉默和无奈了。而事实却也让我们看到，应天书院作为历史给予商丘的深情眷顾，其品牌“先天”具有的国家概念以及“后天”培育出的国家意志，都是不朽的。应该相信，应天书院的品牌重塑和重拾辉煌，不仅可能，而且倚马可待。（策划/张浩哲 　■文/晚报记者 班琳丽）【原标题：应天书院：一个难以暗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