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不知多少仁人志士的名言，几乎老幼皆知。而这样的名言，按商丘史家之论，正是基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思想基础。

　　“他一生学渊似海，德操如山，从政清廉，为武勇毅，力主改革，不畏邪恶，政绩垂史。他以《岳阳楼记》称绝文坛，又以‘庆历新政’为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并揭开序幕，成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宋代哲学的奠基人。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在应天书院的学习和执教。”张学勇先生说。

　　《宋史》等史料较详细地记述了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任教时的教学情况，《范文正公集》和《范文正公续集》中也留有他“出题后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的教学范文，由于这段教学生涯是他一生中时间最长的专业教学时间，不但教学内容最丰富、最系统，而且很多哲学思想渗透其中，如《尧舜率天下以仁赋》中说：“穆穆虞舜，巍巍帝尧，伊二圣之仁化，至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内睦九族，善邻之志，咸和外黜……作圣睿哲如神。一则命羲和而钦历象，一则举稷契而演丝纶……”，“同致于仁”、“同心而同德”。

　　范仲淹对远古名君尧、舜、禹英明治国，以仁率天下，为民兴国的睿政给予赞誉。范仲淹把国家的英明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喻成身体与四肢，这是中国具有传统特色的官、民关系。

　　此外，范仲淹还主张在四海和平之后，“铸剑戟为农器”，用以发展农业生产。

　　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时所留下的诗、赋中，人们不但看到他政治上的成熟、学识上的渊博，还能看到他从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中吸取营养并逐渐形成“先忧后乐”思想的轨迹。

　　范仲淹把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得十分深刻，在同时期写的奏章《上执政书》中，他更有独到的见解——

　　“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于才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

　　“人必强学，副其精举。”

　　“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

　　“政无虚授，孰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

　　他还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中，以自身受教育的体会，谈到教育的重要：

　　“学未予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而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人受到了教育，则“如金之再铸，如骥之方御跃”，“克学而神悟”。

　　“冒哀上书”

　　“北宋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在历史上的地位显得越来越显赫。这是因为他的思想积极、伟大，发挥过推动中华历史前进的作用。可是，一般人只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震撼人心，不知道还有一则《上执政书》，更能显示出他伟大的政治远见。《上执政书》是他公元1026年写给宰相府的万言书奏章，比‘庆历新政’早17年，比写《岳阳楼记》早19年。”张学勇说。

　　《宋史》范仲淹列传的最后结论写道：“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即《上执政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故已信其有宏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其让古人哉？”

　　这是《宋史》对范仲淹的“盖棺定论”，把范仲淹与诸葛孔明相比，把《上执政书》与《隆中对》相比。此外，在《范仲淹全集》和《东都事略》等历史文献中也有类似评论，足见其历史价值。

　　《上执政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北宋王朝从公元1012年开始，朝政利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方针治理国家，真宗皇帝曾依宰相王钦若主张，以降天书、封禅泰山、滥修寺观等蛊惑群众。至真宗驾崩，由于仁宗年幼（才13岁），皇太后执政，宦官挟政，寇准也被罢相，国家隐患日益加剧。范仲淹写《上执政书》之时，仁宗皇帝才16岁，范仲淹已经历了十年官宦生涯：他从狱讼、刑律、盐税以及总役海堤工程中，深刻体验了百姓之苦、官宦之腐、政弊之剧、国家之患；目睹冗官、冗费严重，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边备久废，西、北夷狄虎视眈眈等多种隐患。

　　此时，范仲淹在做兴化县令，主修泰州捍海堰堤，突然母丧去官，回到了他的成才之地应天书院（李氏夫人故乡在商丘）。他已经在此之前，在《奏上时务书》中向太后提出：“言路未广，忠臣未劝”、“贪者益励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饿”、“倘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的建议。可是，得不到太后的重视。

　　至公元1026年，范仲淹母亲丧事既办，个人的私痛和寂寞很快就升华到忧国忧民的境界。范仲淹以史为鉴，深知国家隐患的严重性，他以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责任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他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禁律，“冒哀上书”，向宰相府提出迫切改革的方案，这便是《上执政书》产生的时代背景。

　　如何“致君于有道”

　　《上执政书》大体内容是建议朝政“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项十八字的改革方针，具体到“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等九项内容里。

　　《上执政书》里写道，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意思是，要巩固国家政权，首先要选好县令、郡守，以救老百姓的灾难；要富民，首先要制止游手好闲、闲散人员，开展生产；要重视名器、重视任用贤才，就要严格选举用人，促进教育，使人才辈出；要加强军事、武备边防，就要培养军事人才、充实边防，使外夷不敢乱侵中华；要杜绝奸雄，就要朝廷没有过失，百姓没有怨言，以杜绝奸雄骚乱的机会；要使国家能够随时听到正确意见，就要保护忠直的官吏、排斥奸佞之人。

　　范仲淹通晓吏风民情，语真情切地写道：“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职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注：馈赠的礼物、贿赂），动辄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薄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力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为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

　　“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注：泛指宴饮作乐）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

　　范仲淹在此段奏章中将郡县官吏的腐败作风和对国家的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论述了“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根本的因素”的道理。此外，他在书中还道出了如何针对以上弊病进行改革的具体办法，阐述了“一郡之间，生灵数万，反可轻授于人乎”的重要。

　　范仲淹深入了解民情，十分关心物价对农民的影响，他不单单有爱民思想，同时对“六业浮民”的危害也非常重视，他在“厚民力”中写道：

　　“今又六业之中，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某位谷帛之贵由其播艺不增而资取者众也，金银之贵由其制度不严而器用者众也。”

　　“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播艺之家，古皆督责；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使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

　　寥寥数语，把冗官腐吏欺上瞒下的作风和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上执政书》在“重名器”里还谈到了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人。今士才之间，患不稽古；言不及道，心无存诚；责其能政，百有一焉……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范仲淹认为，现在人才缺乏，官吏、文人之间不谈论治国之“道”，心中对于治国也不存在忠诚。如果严格要求有能力的官吏，百不挑一。用人才不挑选，贤良的人才如何进升？用人才只挑选，不培养，贤良的人才，由谁来继承呢？

　　范仲淹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以政治国”、“以道佐人”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摒弃道家“不尚贤”、“绝学无忧”的消极主张，而遵循儒、墨两家“尚贤”的主张。这就将中华古代文化的精华汇为一体，形成了他独有的“范学”内涵，他的教育思想在其以后的历代政统中被宠为上策。

　　《上执政书》里，更显示了范仲淹的军事天才和深远的政治预见性。他在“备戎狄”里写道：

　　“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何在？盖闻古之善御戎狄者，将不乏人，则师战而不韧；边不乏廪，则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

　　“今兵久不用，未必有负，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以仍闻延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荣。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之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矫，深入之虞，未可量也。”

　　范仲淹认为，要防御外侵，就必须培育将才、充实边防，使外族、外国不敢对我有妄想。自古以来，善防御者，首先要有良将，而且要训练有素，做到有征无战；边防不缺粮草。敌人来围城了，居高临下，固若金汤。敌人怀疑又害怕，怎么敢随便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执政书》未被重视，15年后，边关更虚，西夏入侵，堂堂大宋无力抵抗，将亡地失。仁宗皇帝这才意识到《上执政书》的分量，重新起用“三贬”江南的范仲淹西疆御敌。范仲淹目睹边疆残垣断壁，将荒兵残，忧愤不已，仍然采用他的“育将才、实边郡”、“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安必虑危，备则无患”的方针，最终使“师战而不韧，狄疑且畏，罔敢深入”，达到了兵法“兵不血刃”的最高境界，三五年内，就结束了一场几十年的战争。

　　《上执政书》还对“杜奸雄”作了深刻的阐述：

　　“天下奸雄，无代无之；或穷为夜舞，或起为大盗，伺朝廷之过，孰以为辞……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太后的重视。多年后，范仲淹出将入相，仁宗皇帝再三要他起草改革方案，范仲淹哭笑不得，向皇帝说：“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尽管如此，还是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庆历新政”，其内容，还是基本上以《上执政书》为蓝本的。（首席记者李红军通讯员孙纲文图）【原标题：“一座书院开启一代兴学风”系列三“冒哀上书”留下宋版《隆中对》】

　　商丘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