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究竟神在哪儿？　

    建安五年（公元201年），许都流行瘟疫，凡染上瘟疫者，皆发高烧不止，头痛、恶心、呕吐、咳嗽。华佗当时正在丞相府做侍医，因此便担负起治病救人、阻止瘟疫蔓延的责任。一天，华佗巡诊来到今天的许昌县张潘乡营王村。由于村上患病人多，无法逐一登门，华佗只在村头一棵大槐树下为村民诊病。华佗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定为由内热引动外邪所致（又称“客寒包火”）的伤寒病症，必须清热解毒，发表散寒。当华佗抬头看到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心里有了主意，于是便对乡亲们说：“槐树是个宝，槐叶、槐皮、槐豆离不了，煎汤喝了病就好。”说完，华佗就赶往别的地方防治瘟疫去了。　华佗一走，村民们纷纷爬到槐树上采槐叶、摘槐豆。数月后，喝了槐叶汤和槐豆茶的人都来槐树下叩拜，感谢神医华佗的救命之恩。说来也怪，这棵老槐树因为人们的不断跪拜，身上渐渐长出一个大包，像人头一样，五官分明，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华佗头像。后来，头像下边又长出一个枝杈，枝杈上又分出5个小枝，活像一只巨手，远远望去，好像华佗坐在那里给病人诊病，“神医槐”、“华佗槐”的称呼由此传播开去。这棵1800年以上的古槐树，直到今天还矗立于营王村的村头。　

    这是我在许昌采访时听到的关于神医华佗诸多故事中的一个。看眼前这棵古槐，树干两搂开外，树顶冠盖若云，底部盘根错节，若龙爪探地。虽然已是深冬，干枯的槐豆依然挂满枝头，树身的大包与我所见过的华佗画像有神似之处，难怪当地人把这棵槐树称作“华佗槐”。我又将槐叶、槐皮、槐豆的功效主治一一对照，槐叶清热、槐皮解表、槐豆泄里，正与客寒包火的病机相应，看似随手拈来，却如神来之笔，若非熟稔医药者，实不能出此便、验、廉、捷之方而治此天行疫病。高，实在是高。
        
    全科医师有华佗
 　　
    中医并不是不分科的，早在《周礼》时代，医生就被分成了食医（营养医师）、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及骨伤科医师）和兽医等４种。但这种分科只是粗略的划分，没有像现代医学那样划分得如此精细，加上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特点，决定了中医各科从根本上不能被分开。
 　　
    因此，早期的中医师往往身兼数职，就像扁鹊那样“随俗为变”：“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汉代名医淳于意、郭玉、张仲景、华佗、董奉等，都是如此。
 　　
    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使华佗的医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湔洗”）。其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１６则、《华佗别传》中５则、其他文献中５则，共２６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死胎、小儿泻痢等。
 　　
    神医华佗重实践
 　　
    今天的医疗改革中一直在提倡医、药分家，但体制上的分家并不代表教育与临床方面医与药的分离，我眼见的是现代中医教育培养出的中医药师中很多是医不知药、药不知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临床上，中医师不认识中药饮片，不会炮制中药药材，中药师不懂临床辨证、能对临床用药进行指导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说最常见的感冒，同样是感冒，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病机，治法也各不相同。《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病案：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内实，延外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同样是感冒，因为外感风寒（外实）与内伤食滞（内实）的不同，华佗分别使用了汗法与下法，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在中医学上被称为“同病异治”。
 　　
    像华佗这样的医者，对于医药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很重视对药物性能的了解与把握。在许昌当地，我还听到了这样一个医学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人切记牢。三月茵陈治黄痨（即黄疸病症），四月青蒿当柴烧。”据说，这是华佗留传下来的经验。
 　　
    当时有一种“瘟黄”病症，治疗起来很棘手，华佗吸取民间经验，使用“野蒿”治疗这种病症，但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他通过多方走访和细心观察发现，野生的蒿类有两种，一种翠绿发青，叫青蒿；一种暗绿发灰，叫灰蒿。瘟黄病人只有吃了灰蒿才有效，而这种灰蒿必须在清明前后、万物生发时采摘才行，一过三月就没有药效了。此外，华佗还发现，青蒿有清退虚热、截疟凉血的作用。于是，华佗就给能治疗瘟黄病的灰蒿另起了一个名字——“茵陈”，以区别于能清退虚热、截疟凉血的“青蒿”。
 　　
    为此，华佗整整花费了３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华佗才积累了大量的用药经验，熟悉了许多中药的药性，临床用药之时，才能胸有成竹，绝不迷惑。他的弟子吴普也精于药性，有《吴普本草》传世，另外一个弟子李当之则写了《药对》，弟子如此，老师的成就也可推而得之。
 　　
    华佗首创麻沸散
 　　
    华佗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外科学，在于麻沸散。
 　　
    华佗创制麻沸散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的麻醉可能是通过醉酒来实现的，但酒扩张血管，容易导致手术过程中出血过多，《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过程中的“血流盈盆”极可能与此相关。再往后，使用的应该是针灸麻醉，在相当多的外科病症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麻醉作用，但麻醉效果不如麻醉药那样肯定。在民间行医的过程中，华佗发现有一种名叫“臭麻子”的植物花朵（实际上就是曼陀罗花），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人与牲畜误服以后，牙关紧闭，昏不知人，华佗亲自品尝，觉得头晕目眩，满嘴发麻，其根、叶、果实也都有一定的毒性。
 　　
    华佗又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调配，终于试制成功了麻醉药物。为增强药效，他又把麻醉药与热酒配制在一起，麻醉效果更好，正因如此，华佗把这种麻醉药剂称为“麻沸散”。
 　　
    《三国志·华佗传》中说：“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需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这样论述这两个手术：“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这些手术的成功，皆得益于比较理想的麻醉药。
 　　
    直到大约２００年前乙醚的出现，才使西方医学出现了全身麻醉下的外科手术，与华佗的麻沸散比起来，西方医学至少晚了１６００年。（原标题：“许都之畔华佗墓”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