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商鞅是祸首，而代表官商结合体制的桑大夫，则全盘肯定商鞅变法导致国富民强，“功如丘山”。于是商鞅的变法效应和个人品格，变成是一非二的问题，由此出现的“评价”二元对立，主要体现帝国政权与郡国的利益纠葛。用所谓儒法斗争作为判断这二元对立的是非基准，是反历史的。
　　
    历史提供的续例，便是击败霍光家族的汉宣帝，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在意识形态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学。他亲手培养的一名汉家新“儒宗”刘向，便回到司马迁，宣称商鞅虽私德有亏而公德可嘉，甚至称道商鞅自任秦相，便“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所以秦孝公得成战国霸君，秦历六世得以兼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尔后很长时间，商鞅又成治国图强的一个楷模。三国蜀汉诸葛亮，便教训后主刘禅，要他读《商君书》。
　　
    商鞅的法术和人品再度受非议，是在北宋王安石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马光，也曾对商鞅信赏必罚作了很高赞扬，而苏轼否定商鞅的权术，也并非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时至南宋，朱熹、陆九渊两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回避也是一种态度。我曾指出，从程颐到朱熹一派道学家，在政治上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经学上却属于王安石新学的“遗嘱执行人”。由他们回避对商鞅历史是非表态，似可为拙说一证。
　　
    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于子部法家类小序，只说刑名之学已为“圣世所不取”，“关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而正文《商子》提要，仅考世传《商君书》，“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暗示内容不可信。
　　
    当然，关于商鞅的争议必将延续。百年前发生戊戌变法，康有为谭嗣同等痛斥商鞅，表明这回变法并非追求君主专制，却引发章炳麟力求复原商鞅历史实相的谏诤。
　　
    如今时过境迁，再来讨论商鞅变法和他的为人，理当走出忽褒忽贬的传统循环怪圈。倘能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商鞅的历史实相，也许更有利于这段变法史的认知吧?【原标题：商鞅为何非死不可：将秦国变军营但自己无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