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正室。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
　　
    李悝《法经》不是告诫需要改变旧染污俗吗？秦人与西戎杂居，显然还保留游牧生活那种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帐幕的积习，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寝处，难免出现聚麀乱伦。既迁都而建新居，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对夫妇“同室内息”，应说促进文明教化。
　　
    用不着再说废“封建”而立郡县的历史意义。商鞅将小乡邑合并为大县，由国家直接派官治理，等于取消了宗室贵族对采邑的等级统治特权。因而以往贵族领地的边界“草莱”，就变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允许农民开垦，纳粮服役都交付国家，不仅使赋税有章可循，也减少了领主的中间盘剥。
　　
    还有统一度量衡，同样使农民工匠感到负担平均，减少因赋税不均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传世文物有商鞅量，又名商鞅方升，上刻秦孝公十八年（前三四四）铭文，证明它是商鞅迁都咸阳后铸造的标准容器。量上还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帝国建立第一年（前二二一）的诏书，足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遵循的是一百二十余年前商鞅创设的制度。
所以，历史效应表明，商鞅迁都是有深谋的。他首先满足秦孝公对生前赢得霸主权威的欲望，当然意在借权变法。他接着借迁都迫使秦国宗室贵族脱离权力基地，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稳，取缔他们“有土子民”的传统特权，当然还保证他们只要拥护新体制，仍可衣租食税。他同时企图借迁都使庶民营造新家的机会，改变底层社会的戎俗，但直到二千年后，陕甘宁贫民依然因饥寒而全家挤睡一室热炕，证明他们这一禁令很难实现。他所谓“开阡陌封疆”，固然使垦田和赋税的数字增加，但国富民穷适成反比，由一个半世纪后，强权较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被驱迫为国家服劳役的陈涉一伙农民，便扯起反旗，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应。
　　
    赵良不幸而言中
　　
    前揭《商君列传》，不是说商鞅迁都咸阳以后，“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么？劓刑，即割掉鼻子，相传为虞舜想改却改不掉的五刑之一，在肉刑中算是较轻的。不过没了鼻子，谁看见便知此人是罪犯。公子虔既是秦国宗室，又做过秦太子傅，即训导官，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脸上刺了字，这时又触犯商鞅某种约束，失去了鼻子，更见不得人，时间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前三四六）。
　　
    这表明。商鞅尽管将秦国贵族迁到咸阳，但彼辈身在魏阙，心在故都，作为老权贵的领袖，公子虔再度以身试法，递送的反面信息，不消说是他们的群体仍在抵制这个外来人在本国搞乱的固有秩序。
　　
    商鞅不知他面对的秦国宗室贵族抵制变法么？不然。前揭《商君列传》，说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之后，就追述赵良见商君的对话。
　　
    这个赵良，显然也是异国入秦的游士，却对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0）以前，在秦国旧都初变法，迁都再变法的过程，颇熟悉。他指出商鞅在秦得意，只依赖秦孝公以独断权力支撑，却在相秦以来，“不以百姓为事”，又不断得罪秦国贵公子，其实危若朝露，因此如不急流涌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亡可翘足而待”。
　　
    且不说赵良是否尊儒反法，只看他预言的商鞅命运，仅过一年，便不幸言中。
　　
    公元前三三七年，秦孝公死了：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间逃亡，找不到归宿，于是跑回商邑，发兵准备北赴郑国，却被秦兵越境杀死。“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假如司马迁所记商鞅的末路属实，那么只能说这是正言若反。第一，证明商鞅法令已贯彻到秦国边境，因而旅舍主人，见商鞅拿不出通行证，便拒绝他投宿。第二，证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发兵，无非藉以保护自己流亡郑国，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杀，恰好反证商鞅没有反秦。第三，证明秦军杀害商鞅后，才将他五马分尸，因而作为“公子虔之徒”的秦惠王，宣称商鞅因造反才被车裂，可谓事后追加罪名。
　　
    《荀子》较诸《商君书》可信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自东汉至明清的学者，都没有闹清楚。我比较相信司马迁《史记》诸篇的记载，并非因为司马迁“去古未远”，而是从司马迁关于商鞅变法过程的矛盾陈述中间，可以清理出来的历史实相，较诸《商君书》可信。
　　
    怎么见得？我的参照系，首先是《荀子》。据十八世纪的清代扬州学者汪中（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九四年卒）《荀卿子通论》及所附《荀卿子年表》的考证，荀况晚年曾入秦访问，与秦昭王和时相范雎，都有对话；今本《荀子》内的《儒效》、《强国》，便是他与昭王、范雎对话的实录。尔后在公元前二六五年，荀况自秦至赵，又与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就秦国与山东六国的战争引出的问题，作过讨论，那对话见于今本《荀子》的《议兵》。
　　
    荀况是战国的儒家大师，西汉列于学官的儒家经传，大半出于他的传授。但荀况的学说已在修正孔学，尤其指责子思、孟轲制造伪孔学。因此，荀况虽然号称儒家，虽然惋惜秦国“无儒”，但对秦相范雎陈述入秦所见，认为秦国从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都合乎古之治世的类型，“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就是说，从秦孝公、惠文王、武王到在位的昭王，四代国君对外战争无不取胜，并非徼幸，而是定数使然。这个判断，作于商鞅死后七十二年，可证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没有因他被杀而颠覆。
   　
    商鞅不是古典中国变法的第一人。即使说因变法丧生而本人开创的改革事业仍在延续，在商鞅以前也已有先例，如郑国的邓析，楚国的吴起。
　　
    当然，从历史效应来看，商鞅变法二十年，不仅带领秦国由弱变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头等军事大国，而且如以前有史家形容的，开始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一台“战争机器”。
　　
    这台“战争机器”，经过商鞅的遗嘱执行人，包括一代又一代跑到秦国寻求致身将相机会的“客卿”，不断修整，到秦王嬴政即位后已变得非常可怕，很快吞并六国，“竟成始皇”。于是，作为“机器”的设计者，商鞅似乎比同时代的改革家更成功，因而人们对他何以成功的秘密，议论纷纷，也很正常。
　　
    司马光说商鞅成功在重“信”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或稍晚，《史记》作者司马迁给商鞅立传，便写了一个故事：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徙者予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