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北东光县人，1929年10月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1976年主持发掘了河南安阳妇好墓，对我国殷商考古有重大意义。与人合著有《殷墟妇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铜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安阳小屯》等等。

    辗转进入北大考古专业

    在我准备上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上的是女子南开小学，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规定，从三年级起，我们开始学一些简单的日文，如“早安”、“晚安”，“父亲”、“母亲”等，也曾用日语玩游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就不学日文了。1946年过新年的时候，比以前要隆重得多。学校教学生唱一些抗战取得胜利的歌曲，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是“那样好的消息，中国抗战胜利，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之后我考上了天津师范学校，上了三年，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学校来了一个解放区的老干部，他不太懂教育，他跟我们说，冀中非常需要老师，希望你们下去，你们就算毕业了，剩下的半年不用学了。其实天津其他学校都没有提前让学生毕业下去，但因为他的号召，我就去了天津附近教小学。那一年天津发大水，县里想裁减一批教员，我就对校长说我还想继续上学，校长同意后就给我开证明。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南开，第二志愿是天津师范学院。但南开没录取，我在天津师范学院文史系上了一年。

    这时候，一个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我考北京大学。他当时在我们那里考试是第一名，我是第八名。

    我就想我与他差距不是那么大，他能考上北大，我也可以试试。第二年我就开始考北大，两个志愿一个是北大历史系，一个是博物馆专修科历史组。那时北大博物馆专修科分三个组，一个历史组、一个美术组、一个自然科学组。结果历史系没录取，博物馆专修科历史组录取了。

    1950年我就进了北大，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不办博物馆专修科了，在历史系设考古专业。我们二年级同学都转到历史系考古专业了。

    那个时候，搞考古的专家不到20人，大部分都在北京。我原来学历史的时候是一个讲师把古代史全部讲下来，转到考古专业后重新学了一次中国通史，是四个老师讲。当时，北大历史系在国内是顶尖的。第一段是张政烺，第二段是余逊，第三段是邓广铭，第四段开始是邵循正。经过这种学习，我的通史基础打得特别好。我对考古产生兴趣完全是在北大。在这之前，我惟一接触到与考古有关的东西就是小篆，因为我一个哥哥以前经常练。我们班有一个姓王的同学建议我直接看甲骨文的片子，这样更容易。

    后来我上商周的课时，把他告诉我的方法与老师教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样学习起来果然比较快。

    成了北大最早的考古研究生

    1954年我本科毕业以后，留校做了助教。第二年，北大开始培养研究生，这时历史系培养的研究生主要是学世界史专业的，考古班也决心培养两个，其中一个是我。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每月有50元钱，跟助教差不多。这期间，我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大量关于考古、历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北大图书馆8点钟开门，我早早地就来到门前等候，以抢到座位，直到晚上11点闭馆才离开。

    我们宿舍的同学说我是一个“标准钟”，回到宿舍的时间肯定过了11点。

    1958年到1959年间，我还去云南参加过民族调查，跑了很多路，主要是了解云南彝族、苗族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这对我们考古有一定的帮助。苗族人种地叫“板地点白籽”，不耕地，不上粪，用一个剁锹挖一个眼，种子漏到下面。过若干年，地力没有了，苗族人就搬家。彝族保留了某些母系氏族的传统，比如姨表不开亲（姨表兄妹之间不能结亲，姑姑家的可以）。当时，我们背着行李，最多的一天跑了110里路。

    1959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1964年10月我去了通县搞“四清”，第二年又去大连金县，完了以后就地劳动锻炼。我们这代人对劳动不是太生疏，我很快就适应了干农活。收玉米我开辅行还跟得上开主行的人。1966年“文革”开始了，业务工作基本停顿。这段时间除了偶尔去过洛阳，直到1972年回北京以后才陆续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农业学大寨”中抢救出妇好墓

    1975年底，全国开始搞“农业学大寨”。农村平整土地也掀起一个浪潮。安阳当地干部对保护殷墟有一定认识，但是他们还得跟上形势。

    因为遗址一般都在高处，所以是平整土地的主要目标。

    因为与当地人很熟，安阳黄河北岸的拖拉机手给我们送信，说他们那里在平整土地。

    那个时候想用重点保护区的名义声称不许动土没有说服力，一个土岗子，谁知道底下有什么。我就说那咱们就钻探吧。这时我们就决定在陵区和宫殿区钻探。

    小屯那块地是三角形，北边是一个斜的，南边是取土的一个断崖，西边与长沿连着。经钻探后，我们发现从东向西有70米的夯土，估计这里是一个大的宫殿遗址，于是开了300平方米的探方。我们与村里的干部说，这里肯定是建筑遗址，他们也同意保护。我们回所里商量后决定，明年继续发掘。

    因为面积太小房子出不来，至少应该挖1000平方米，经文物局、考古所批准后，于是办了一个执照。1976年春，我们就开始挖掘。挖的时候我们想把平面揭出来，揭的过程中发现第一灰层上有一个打破的房基，清理这个灰坑的时候就发现了妇好墓。

    开始钻探的时候钻不到底，工人们有些泄气，根据他们的挖掘经验，认为下面没东西。5月16日是一个星期天，我让比较有经验、劳动力强的部分人留下，其余的人休息。当天很早工人们就来了，往下探到6米多就是泥了，到水面再往下钻就很困难，下去一米几乎就要一个小时，在7米多的时候，探竿突然往下坠，把探竿探到底，慢慢提上来，探铲带上来一铲鲜红的漆皮。一个工人发现里面有东西，一把抓过来拿到旁边的水渠去清洗，发现是一个玉坠。这下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座墓葬。老工人就说，要挖得赶快，首先是担心有人盗墓，其次是担心这里已经挖开，夏天下雨会坍塌。我与队里的同事一商量，他们都很支持我尽快挖掘。

    于是停下了别的探方，组织所有人力来挖这个墓。

    这个墓一共六层遗物，最下面出土的东西最多。我们挖到六米多的时候，就用抽水机抽水。挖的过程非常激动人心，挖了不久，一个大方鼎就在墓的东南角出来了，大家就觉得墓主人不是那么简单。接着又出来了偶方彝、大圆鼎等重要的文物。

    当时有很多人围观，维持秩序的人就让大家不要往前挤。开始的时候，大家把东西一件一件往上递，但是这样太慢了，担心水冲垮墓壁，就用箩筐把铜器装在一起，用辘轳绞上来，玉器就装在水桶里，一桶一桶抬回去，大的器物就直接用粗绳子绑住往上拉。有的老工人觉得大开眼界，说挖出那么多玉雕的小人来，死了也不亏呀。有人过去挖了一辈子也没看到过一个玉人。

    一个3000年前的艺术宝库

    后来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才通过铭文知道墓主人是妇好，她曾在甲骨文中出现过。她是商王武丁数十个配偶之一，已经经郭沫若、唐兰先生考证为大家所承认。这个墓保存完整，时代清晰，墓主人身份清楚。铜器、玉器代表着当时的艺术水平。可以说，这个墓的发掘对于研究武丁时期的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这与郑州被发现的早商时期的铜器截然不同，虽然二者相隔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它们之间的变化非常明显。

    妇好墓共挖出了殉人16具，狗6只，葬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仅青铜器的总数量就达1600多公斤，还有玉器、石器、宝石器、象牙器、陶器、蚌器、海贝。妇好墓被公认为3000年前的艺术宝库，对于它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我们当时写报告也只是把它基本的概况搞清楚。对殷墟考古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标尺。1976年工作结束以后，大部分铜器需要修补，但是因为唐山地震，到11月才把东西运回来。修整室的同志们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作，《殷墟妇好墓》很快就出版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陆续出版了《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等书，1994年，我们出了一本《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这是对殷墟发现60年的一个总结。考古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比如，原来史学界部分人认为，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奴隶是主要的劳动力。而我们挖掘的一些小墓证实，自由民才是主要劳动力，被杀死祭祀的人主要是战争俘虏，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记者手记

    妇好是商代第23代王武丁的配偶，也是一位女将。殷墟的卜辞中记载她曾多次带兵出征，一次达万人以上。杨门女将的故事，更多只是传说而非史实。妇好墓被发现，不仅为研究商文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证明，早在杨门女将和花木兰之前，就已经有尚武的巾帼英雄带兵出征，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我相信在妇好和郑振香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郑振香以女性之躯，在一个战争的年代，为求学而辗转奔走，直到进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而她所选择的专业，却是女性涉猎不多的考古学。一个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将军，一个是奋发进娶努力求学的女学者，前者的身份经由后者的发现而被确认，后者通过发现前者而触摸到一个遥远而神秘时代的文化，并谱写了自己考古工作中最辉煌的一页。

    在此过程中，两人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历史：前者以明确的身份而不仅是文献中的片段出现在商代，而后者则以发现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增添精彩的一笔。两位女性相隔3000年，却在一起构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挖掘者总是在苦苦寻找辨识过去的依据。如果说“盖棺论定”是指对人或者一件事物的确定性，那么考古工作者就是把这种确定性告诉今天的人们。郑振香使唐兰、郭沫若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得到了证实，那么，在中华大地的深处，还有多少被湮没的历史和人物在继续沉睡？【原标题：揭开妇好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