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据《史记》司马贞索隐，“秦以一镒为一金”。秦衡以二十四两为一镒，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另四两。如此重赏，表明商鞅颁布变法初令，认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
　　
    时过千余年，与司马迁并称中世纪中国史学巨匠“两司马”的司马光，是北宋王朝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但他在献给宋神宗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开卷第二篇中，照录了《史记》关于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不妨录以备考：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以史论为政论，借古史教训北宋六世青年皇帝，重申孔子所谓治国三原则，即宁可去食去兵，也要说话算话，“民无信不立”，那是非属于另一问题。这两段引语表明，自秦汉到唐宋列朝统治者至少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内政外交都依赖一个“信”字。信者，诚也。《论语》开篇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便出现了六个“信”字，特别强调“信近于义”，足证在商鞅以前许多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结盟治民睦邻的第一要义。
　　
    商鞅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他在秦行法，逢到太子犯法，也曾困惑过，却在向人情让步的同时，还是力求护法。倘注意他归罪于太子教唆犯的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庶兄，便可知对此人施以黥刑，在秦国特权贵族中引发的恐惧。
　　
    商鞅变法成功的诀窍，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变法失败所著《商鞅》一文所论证的，商鞅已意识到法是制度的总称，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而法立就不容动摇退缩，“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在这里，应说秦孝公值得称道。因为他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在秦史上便似乎销声匿迹，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视国君如傀儡。只有当他英年早逝，秦国政局徙变，权势显赫的国相商君竟然弃职潜逃，人们才得知这位秦孝公是商鞅变法的权力推手，没有孝公就没有商君。
　　
    所以，商鞅变法，首重取信于民，体现秦孝公赋予商鞅信任为先决条件。中国史家常常悲叹“人亡政息”，从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风云的权相，化作自己炮制体制的最大牺牲，或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有深一度的了解。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商鞅死了，商鞅在秦国两度变法的效应，仍在发酵。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没有了秦孝公的权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顿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将秦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秦孝公当然是统帅，但商鞅是久已实权在握的总参谋长。孝公死，太子立，统帅易人，意味着统帅的侍从大换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权势怎会顷刻瓦解？唯一解释，只能是商鞅没有掌握实权。他将秦国军事化，自上而下灌输“以力兼人”的理念，所实行的一切变革，都以树立君主权威为鹄的。秦孝公很乐意享受君主权威节节高的尊荣，因而商鞅的实权，既以君权绝对化为资源，说穿了便是狐假虎威。一旦虎威易主，新狐代替旧狐，商鞅不落荒而逃，才是怪事。
  　
    前引赵良痛说商鞅投机史，说他巴结宦官起家，相秦后又“不以百姓为事”，极力讨好秦王，与秦国贵公子为敌，“是积怨畜祸也”。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你商君还不立即被“收”？那时秦孝公才年逾不惑，商鞅有理由不信赵良警告。
　　
    岂知商鞅才获封商洛十五邑，“南面而称寡人”，未及两年，秦孝公便死了，他立即成为公子虔团伙的缉捕对象。
　　
    在商鞅被五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况自秦返赵，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兵”，陈述在秦观感，便说出了对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没有直说的话，以为秦国不足畏，理由呢？据荀况说，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
　　
    因而荀况便说出那段千古传诵并引发不绝争议的名言：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从司马迁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评史
　　
    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商鞅的为人。
　　
    他原是魏国公族的贱支子孙，跑到魏国充当贵族家臣，得知魏王无意用他，又投奔秦国靠与阉宦拉关系而叩开宫门，这在当时已属“小人”行为。然而获得秦孝公信用，他要求法令必行，强调“以刑止刑”，却以制造恐怖作为“止刑”代价，“步过六尺者有罪，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甚至民众改变态度称赞法令，也被他斥作“乱化之民”，一概流放边城。他的确打击了心怀怨望的宗室贵戚，但显示法无例外的同时，也如前述是对带头犯法的太子曲为庇护。
　　
    按说执法应该无所畏惧。但论者往往忽视司马迁复述的一个情节，即赵良对商鞅说的：“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没有重兵保护，便不敢出门，可见商鞅对自己打造的铁幕也缺乏信任，如赵良所说“危若朝露”。
　
    因而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观矛盾，便成为后人争议的历史问题。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导致秦人富强，却否认商鞅为人，说他“少恩”，“其天资刻薄人也”。
　　
    那以后，关于商鞅的争论一度变得很激烈。例如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著名的盐铁会议上。由于武帝晚年实行的盐铁酒类专卖政策，将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要资源归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农工商业都发生危机，人心浮动，政权不稳，被汉武帝临终时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而指定为首席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被迫召集郡国贤良文学与朝廷主管理财的桑弘羊等权贵对话，结果变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清算。来自民间的郡国文学从指控盐铁专卖危害国计民生，到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