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复”，即返归，动态。邵雍又说：“闲将岁月观消长，静把乾坤照有无”。(《击壤集》卷9)又：“千万年之人，千万人之事，千万年之情，千万年之理，惟学之所能坐而烂观尔。”(同上，卷18)又：“著身静处观人事，放意闲中炼物情。去尽风波惟止水。世间何事不能平。”(同上，卷4)无不表现出道家的持静思想。

    三、自然无为的历史观
       
    根据邵雍的思想，“道”是天地万物之本，而道又以阴为体，那当然就呈静、无的状态。朱熹说：康节之“道”，“指天地万物自然之理而言。”(《朱子语类》卷100)故邵雍有诗云：“天意无他止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击壤集》卷10)又言：“自然而然者。天也”(《观物外篇》)《朱子语类》载说，康节有诗云：“若论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著工夫。”什么叫“一事无”?回答是：“出于自然，不用安排。”(卷100)这是对邵雍先天之道自然无为的确解。很明显，邵雍的这种思想正是在发挥道家的自然哲学。《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第25章)是也。《老子》又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道之自然无为，故更显其伟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邵雍则言：“物之大者无若天地，……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人为自得，故能成其大，岂不谓至伟至伟者欤?”(《观物内篇》)
　　
    邵雍将这种自然无为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自然无为是道的本质，返回到这种“无为”的先天时代便成了他的最高社会理想。他说：“尧之前，先天也。尧之后，后天也。”(《观物外篇》)在他看来，尧之前即三皇时代，是先天时代，又是崇尚自然无为的时代，最符合宇宙本原“道”的精神。
　　
    邵雍的历史观：他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化分为四个阶段：皇、帝、王、伯(霸)。世运的转变是每况愈下，且是循环变化的，这和他那一套“元、会、运、世”或者“春、夏，秋、冬”等循环论相一致，历史的四段论实际上是吸收了汉代谶纬之学的内容。汉代谶纬学者已用“皇、帝、王、霸”来表示世运的转变和文化政制的差异，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三皇时代是社会的最高理想。谶纬学本揉儒、道、阴阳、方士等思想于一家，而把“无为而治”的三皇时代作为尧舜之前的理想时代正是道家的观念。
　　
   《观物内篇》中的一段文字最能代表他的这种历史观：“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教而异率。同意而异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谓欤?”三皇时代以道化民，道法自然，自然的本质即无为，人民于是以道归化，天下由此大治。“圣人有言”以下，引《老子》章句表达了邵雍崇高“无为而治”的意旨。
　　
    邵雍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皇、帝、玉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己。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知力则伯也。”(《观物外篇》)或用季节来譬喻各时代：“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观物内篇》)邵雍曾说老子“知《易》之体”，(《观物外篇》)何谓“《易》之体”?邵雍的解释是：“皇、帝、王、伯，《易》之体也”。(《观物内篇》)这就是说，老子深明皇、帝、王、伯之变异，他与老子的观点一致，皇道时代是他们思想中的理想社会。

    四、对事物矛盾发展变化的观察
       
    邵雍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矛盾现象，也认识到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他留下的诗文集中，事物或概念的对立俯拾即是，有对立，也有消长。《观物外篇》中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承认事物的矛盾发展。《击壤集》诗云：“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山。”(卷3)此言虽过于绝对，但他的确看出了事物的变化消长和矛盾的相互转化。自然界如此，社会发展也不例外：“时有代谢，物有枯荣，人有衰盛，事有废兴。”(同上，卷14)又：“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事道有盛衰。”(同上，卷10)他在《观物外篇》中明确地说：“万物皆反。”反，即向对立面的转化，《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第40章)《老子》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58章)当然也是看到矛盾向其对立面的转化。邵雍則说：“祸福转来如反掌。”(《击壤集》卷19)“得者失之本，福为祸之梯。”(同上，卷1)
　　
  《老子》言：“物壮則老。”(第55章)邵雍则更明确地说明“物极必反”这一具有辨证法思想的命题。《观物内篇》说：“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又：“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虽然言不但却注意到了事物走到“扭”时则要向成里其反面发生变化。《击壤集》：“事体一番新，才新却又陈”(卷17)又：“却如花烂熳，便是叶离披。”(卷19)花开之后接着便是衰落。又：“轻得易失，多谋少成。”(卷18)又：“侈不可极，奢不可穷。极则有祸，穷则有凶。”(卷12)又言：“人盛必有衰，物生须有死。”(卷18)有盛有侈，有生有死，天地也不例外。《老子》就说过：““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23章)邵雍则说：“或曰：天地亦有始终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观物外篇》)邵雍已认识到事物转化的必然性，认识到物极必反的普遍规律，这是其可贵之处。
　　
    但是，邵雍对事物矛盾变化的观察，如老子一样，并未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