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吴如肯定没有想到，他要捐出本已属于他的5000元慰问金的事，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几天，围绕着他该不该捐款、他捐款的行为值不值得提倡，网上网下，吵的沸沸扬扬。想这些天来，吴劳模平静的日子一定变得有些喧嚣。

    有这样的一种观点：穷困劳模捐款不仅有违“一个文明社会公民理性”，而且如此倡导还会导致“伪善”。

　　事情严重到这样的地步，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笔钱款用法的争议了。用这种观点来看，吴劳模用朴素情感支配的行为，或者说他几十年积善成德的那些努力，已经不仅有可能是受到了不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舆论的“要挟”，而且简直就是在误导“慈善”事业了。

　　在这些人看来，吴如和那些贫穷的人们，“首要的责任是把日子过好，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接济那些需要接济的人”，“却不可以在一般情况下，自己穷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一味地对社会奉献爱心，捐出所有。”

　　这样的分析，肯定比“伪善”的结论更让吴劳模们震惊：原来向社会奉献爱心，也是要有“准入门槛”的！而且，这样的门槛，是以金钱为计，穷人轻易是“不可以”跨越的。

　　如此分析中旗帜鲜明的逻辑是，穷人请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在物质条件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诸如爱心和义举，都与你们无关。只有在物质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积累之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才“可以”去“回报社会奉献爱心”，才有资格谈及精神的期待和追求，才能具有参与社会的权利和可能。否则，以“弱者救助弱者”，不是吃饱了撑的多事生事，就是令人怀疑的作秀和“伪善”。

    笔者认为，这种貌似“关怀”穷人的话语逻辑背后，蕴藏的是对穷人更深的歧视。它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穷人的权力。二是慈善的权力。

　　应当承认，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必须获取维持生命延续的各种物质条件，如食物、衣料、住所等。但正如马斯洛所言，人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在生理需要之外，人们还有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求，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与发展，同样重要。这些需求，对于穷人和富人而言，也是同样重要。每个人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是个人感受、追求乃至选择的不同，绝不是穷人与富人的不同。对于穷人而言，除了温饱的生理需求，也一样需要社会的尊重。倘若希望证明自己的存在能够对他人有所帮助、对社会有所贡献，也一样是他的正当权力。

　　但有人认定，生活贫苦的吴如，最主要的责任是“带领一家老小过好日子”。如果吴如们坚决要求捐出慰问金给更贫苦的人，并且企图从这种捐赠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则不仅是不守本分的，也是不切实际、失去理性的，甚至是虚伪和伪善的。

　　这是多么可怕的精英逻辑！在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一个某些人呼吁要建立公民理性的社会，我们有什么权力对吴如们说，因为你们物质上贫穷，所以请不要奢望追求精神的满足？当生活窘迫的吴如们在捐款行善之后，因为感到自己被社会需要，而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快乐之时，我们有什么资格认定吴如买一辆新自行车或者一台彩电的快乐，一定大于他捐助弱者的？又凭什么标准，判断贫穷的吴如和更多的吴如们，是不是到了有权力扶贫济困的时候？

　　不赞成吴如们捐款行善的，还有着这样的看法――“慈善首先是一种精神，更讲究力所能及。一般情况下，慈善更强调强者对弱者的一种爱心”，而“弱者对弱者的关怀，最终只能导致我们慈善文化和慈善价值观的缺席。”这样的“慈善价值观”，不仅耐人寻味地把贫穷和弱者、富者与强者画上了等号，而且还在“文化”的大旗之下，剥夺了弱者行善的权利。

　　如此而观，当年甘肃定西八旬拾荒老夫妇17年收养42个弃婴的感人事迹不该宣传，因为对 “穷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这对老夫妇而言，抚养如此多的弃婴无疑力有不逮。前不久完美谢幕的丛飞的义举也不应提倡，因为病魔缠身负债累累的病人丛飞，已经不是富裕的“强者”歌手丛飞了，而是只应“独善其身”的“弱者”了。倘要宣传他们的义举，倡导他们的善行，强调他们对更弱者的施以援手，就会导致富人消解自己对于责任的担当，“误导”我们的“慈善文化”，就会有违“讲究力所能及”的“慈善精神”了。

　　但，慈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它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格？

　　多少年来，古今中外的种种言辞，虽对慈善有不同的表述，但慈善就是“扶贫济困”，慈善的精神实质是“爱心”，这些基本认识，人们大都没有多少分歧。如果有慈善文化的话，这不以种族、性别、国度、贫富为沟壑的人类之爱，其同情、悲悯、平等、博爱，才应该是这种文化的核心。慈善的爱心和冲动，并非只在富人具有同情心的胸膛里跳动，它同样会在穷人的胸口，在“弱者”的躯体下，默默地跳动。

　　我们的社会是应当更多地强调富人为善，因为富人在客观上更有能力；我们的社会也确应更多地要求富者“兼济天下”，因为更普遍的现状是为富不仁；我们的社会还应当更好地健全各种社会救助机构和制度，因为拯救弱者是社会必须承担的职责。

　　但这并非是制止穷人行善的理由，也不是在社会未有变化、富人尚未觉醒之时，指责穷人的善行会导致“有失偏颇的价值观”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社会因为穷人的善行并不能唤起富人的义举，便反过头来指责这样的爱心“伪善”而“虚伪”，批判提倡这样的爱心会导致“慈善事业偏离了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那可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

　　忽然想起了洪战辉，想起了另一个“弱者对弱者的关怀”。他“不自量力”的救助，他“不守本分”的担当，他锲而不舍的坚守，是否也是一种“伪善”和“虚伪”？

　　如果这些都被看作“伪善”，那我们的社会何为“真善”！卢新宁【原标题：假如吴如“伪善”，那何谓“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