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访问了85岁高龄的陈明义将军。谈起半个世纪前的那次和平进军，时任进军部队参谋长的陈明义心情难以平静：“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国家统一的必然和百万农奴的企盼。作为50年前当面向伯承司令员、小平政委受领进军任务的主要成员之一，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大家……”将军深情地向记者回忆了和平解放西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西藏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图谋“分裂” 百万农奴企盼解放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之际，由亲帝分裂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政治、军事手段，妄图断绝中央与西藏的隶属关系，对抗即将到来的西藏解放。 

    谈起这段历史，陈明义将军至今仍愤慨不已。他说，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以“防共”为借口，通知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限令办事人员和其他汉人全部撤离西藏。同时决定派“亲善使团”到西方一些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他们还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把14个代本（相当于团）的藏军扩充为17个，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我军西进。 

    “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广大西藏人民是反帝爱国的。”陈明义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1949年10月1日，班禅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毛主席、朱总司令给班禅的复电令西藏人民非常鼓舞：“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陈明义说，当时，康巴地区上层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格刀登、邦达多吉还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派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将同当年藏族人民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达赖喇嘛的长兄当才以及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青海寺院“劝和团”，前往拉萨劝阻西藏地方当局不要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班禅特地派代表计晋美等到西安，向彭德怀递交他的信件和礼品；佛教界声望极高的喜饶嘉措大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要求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上青藏高原，并多次向西藏上层人士写信劝和……许多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给中央写信，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的阴谋，反对分裂、要求解放。可是，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却置广大藏族人民的意愿于不顾，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对他们进行积极争取，可他们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军才举行了昌都战役。陈明义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进军部队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载歌载舞、打茶送酒，像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迎接解放军。昌都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的方针政策直接同西藏人民见面。人民解放军以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形象在西藏出现，使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不攻自破。” 

    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四处碰壁 中央政府希望他们归来 

    躺在病榻上的陈明义清楚地回忆着往事：西藏在昌都地区的武力对抗失败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摄政札达为首的“主战派”为其失败辩护，一面扣留从青海入藏的劝和代表作人质，一面加紧同国外联系，准备逃跑。原不赞成打仗的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主和派”，则追究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未赴北京的原因，主张另派代表去昌都同解放军谈判。西藏地方当局许多官员都明白，只有“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这一场争论，动摇了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的摄政札达的统治地位。内部斗争的结果，执政10年的摄政札达被迫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亲政。 

    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达赖喇嘛亲政后的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中间仍弥漫着慌乱不安的气氛，一些人陆续将贵重物品运往国外，不少人在准备后路。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紧急密谋后，决定一面派人前往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准备立即前往亚东，伺机逃往国外。12月19日，达赖喇嘛任命洛桑扎喜、鲁康娃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达赖本人及索康噶伦等30余名官员，当晚深夜出走，于1951年1月2日到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操持重权，少数官员留拉萨（称拉萨噶厦）维持工作。 

    “在我看来，当时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对和谈的诚意是不够的。他们一边派出较低等级的代表前往昌都，试探性地同解放军谈判，以延缓我军进藏的行动；一边随即召回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和商务代办机构的官员，研究外国对西藏地方政府支持的程度。当得知这些国家在这关键的时刻难以对他们进行军事援助时，达赖喇嘛和一些官员感到意外和失望”。陈明义说，“靠外国支持搞‘西藏独立’的局面已难以维持下去，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殷切地希望他们归来，并保证其职权、地位和财产不受损害。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一心谋求所谓‘独立’的人才不得不面对现实，作出事关前途和命运的抉择。1951年1月11日，西藏官员会议建议，西藏方面派出的代表应去北京，正式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月18日，达赖派人到印度，向袁仲贤大使送交了请求谈判的信。2月17日，达赖喇嘛分别写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称，除已令阿沛等立即经昌都前往北京外，另派出三品官凯墨和土丹旦达经印度去北京谈判，并期望‘达成好的协定’”。 

    中央所提条件公平合理 阿沛等和谈代表深明大义 

    陈明义回忆说，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等和谈代表到达北京。他们在途中和抵京时，均受到热烈欢迎。由亚东派出的凯墨和土丹旦达，3月初离藏，转道印度赴京。班禅额尔德尼也于4月27日到达北京，支持配合和谈工作。 

    1951年4月29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首都北京正式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噶厦噶伦），代表凯墨·索安旺堆（藏军总司令）、土丹旦达（秘书长）、土登列门（四品官员）、桑颇·登增顿珠（四品官员）。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24日，毛泽东主席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致词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陈明义将军分析和平谈判获得成功的原因时说，和平谈判之所以能圆满成功，一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与指导，二是中央所提条件公平合理，三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谈判中能够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四是西藏地方当局少数上层人士四处碰壁，感到“和”已是上策，五是阿沛等和谈代表深明大义，反帝爱国。除了这些原因外，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