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公元450—515年），字子真，南朝齐梁之际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少好读书，博通经书，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宜都太守等职。梁代齐后，先后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梁天监年间去世，卒官中书郎、国子博士。和主簿、中书郎一样，殿中郎、长史等也是秘书性职务。

　　从范缜的简历中可以知道，他的仕途生涯，多半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甚至可以说，他的仕途生涯，是从做秘书工作开始，到做秘书工作结束，算得上是一个老资格的秘书工作者。

　　范缜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虽然较长，资历颇老，但由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见《南史》及《梁书》，以下同），也就是始终坚持真理，不取媚于当时，因此一生都不受当权者的赏识和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其作用，干一番事业，创一番业绩，是不可能的。统治者只是考虑到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且范缜本人又和齐梁两朝的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多是故交亲朋，他们对范缜虽然始终感到头痛，但碍于面子和交情，还是不得已要让范缜担当一定的职务。所以说，范缜担负的那些秘书性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是虚有其职的。因此，他在秘书岗位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业绩和建树可言。

　　然而，范缜却以反对佛教、坚持真理、不以卖论取官而名垂青史。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流行。在南朝，从宋文帝元嘉年间起，一些西方的佛教大师，就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也越来越多，佛教的各种流派，在中国先后出现。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广为流行，使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皇帝和贵族也大力扶植这种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便是南朝帝王中最虔诚的两个佛教信徒。梁武帝不仅宣布佛教为国教，而且自己还三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做和尚，不当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都由群臣赎了出来，赎身钱共花了四万万文。当时建康一地，佛寺多达五百多所，僧尼有十万余人。统治阶级视佛教名僧若神明。名僧法云、智藏、僧景三大法师讲经时，王公、贵族、士人争着去听讲。

　　当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国人信佛信得走火入魔时，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的反佛勇士范缜，便与佛教展开坚决的斗争；对流行的佛教谬说，提出了尖锐地批判。

　　早在范缜出仕为齐尚书殿中郎时，他便被齐竟陵王萧子良邀请到王府里做宾客，同时被邀的还有他的堂弟范云、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宋书》的作者沈约等人。“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的一天，萧子良在都城建康的鸡笼山西邸中宴请宾客，席间他问范缜：“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指着院子里正在开花的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风一刮，有的落到厅堂里，有的吹进茅厕里。落到厅堂里的花，就是殿下您；吹进茅厕里的花，便是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这个生动的比喻，反问得萧子良张口结舌，无言可答。

　　这次交锋，虽然是以范缜的胜利而告结束，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为了进一步揭露佛教对人们的欺骗，批判佛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大家从信佛信得入迷的程度中醒悟、解脱出来，就在这次交锋之后不久，范缜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写出了我国历史上反佛斗争最富有光彩的文献之一——《神灭论》，对佛教思想中的核心——唯心的神灵不灭的谬说，进行了最彻底、最无情地批判。他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苦难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神灭论》不仅对佛教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和物质上妨碍生产的毒害作了严正地谴责，而且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精神和肉体互相依存，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前者是本质，精神是作用，犹如刀和锋利的关系一样，没有刀，就没有所谓的锋利；肉体不存在了，精神就无所寄托，不能单独存在。因此，人死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是一种毫无根据、绝无道理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