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最近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两种状态。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体制，使好作家能浮现出来？似乎现在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加了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愿发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这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们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文学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人物周刊：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如何自处？

    李洱：每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站稳了去表达。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是吧？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实习记者张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原标题：李洱 作家嘴里开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