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小说比作景观，读者身临其境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或一览无余，或重峦叠嶂。后者对创作和阅读的要求更高，作家能否呈现世界的复杂，读者又能否发现一草一木的秘密？如今，趋易避难逐渐成为潮流，人们开始怀念有难度的小说，恰如对订制手工艺品的向往。“难”并不带有故弄玄虚的意味，它体现了小说家面对世界和文学的姿态。今天，许多中国作家仍然在坚持“有难度的写作”，在6月24日于郑州举行的李洱作品系列首发式暨研讨会上，许多人都看到了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这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洱作品集共8卷，包括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鬼子进村》、短篇小说集《儿女情长》《喑哑的声音》以及随笔集《问答录》。

　　“有难度的小说写作”是与会者最集中的观点，李洱的创作既不是单纯的形式操练，也不是对日常经验的绝对依附。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给当时的中国小说带来了写法上的“革命”，李洱汲取了这些营养，并以其创作实践对“小说是什么”作出回答。评论家陈福民认为，他在先锋的形式实验和小说故事性之间实现了平衡，既保持了高雅的文学品位，又在技术之外注入了现实，因此改变了先锋文学的不及物状态，他的艺术经验是日常的又是诗学的。“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李洱的作品在‘意味’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评论家白烨谈到，李洱的作品常常对读者构成挑战，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内容与形式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花腔》等体现了“收着写”的特点，因此故事精密、感觉精到、语言精致、人物精细。

　　李洱的小说往往密度极大，他凭借对现实和人性的洞察对周遭的一切进行解剖，并在文本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智慧。作家李佩甫、墨白认为，汉语文本如此丰富，当代作家该怎样突破，这困扰了很多作家，尤其当年许多人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在文本上存在局限。李洱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其文本的机智和幽默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

　　北京大学教授黄燎宇用“耍花腔”来界定李洱的风格，认为小说的戏仿和反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李洱的小说既蕴涵了丰富的信息、深刻的思想，又避免了知识分子写作眼界狭窄、不接地气的弱点。他戏仿、消解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以及人们熟悉的语言，小说因此具有了知性又鲜活的语言风格。谈及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觉得，李洱的小说是有声音的，“你能从中听到河南话、上海话、普通话等等，方言在小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是材料，更是生活”。

　　自诩是个“认真的写作者”的李洱并不急于求成，保持着慢慢写的状态，在小说的难度、密度和精度上孜孜以求。他说，对于小说我是悲观的，而对自己的写作又是自信的，于是我总在这悲观和自信中摇摆不定，“我的写作尚未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也远未完成”。李洱【原标题：李洱：坚持写有难度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