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上结樱桃》封面

     访问中国前，德国总理默克尔选好了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礼物：中国作家李洱创作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

    10月24日，在北京王府井君悦大酒店，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把李洱介绍给默克尔。默克尔有个习惯，不管去哪个国家，除了与所在国家领导人展开会谈外，她都要与当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见面，以增进对他国的了解。

    1小时20分钟里，默克尔首先谈到的是中国农民和农业问题。“我对默克尔博士说，你很难想象，中国的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东战争。他们端个碗蹲在屋前，或者一边喂猪一边谈论这些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打打手机，交流一下中程导弹试射谁厉害的问题。他们现在就像老一辈人喜欢谈三国、谈曹操谈刘备一样，谈小布什、萨达姆、陈水扁。农民的生活一方面很现代，另外一方面还比较原始。他们既用现代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用西汉时期的农具。他们平时也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乡村是中国现实的缩影。”

    默克尔还问到有关中国农民们的宗教信仰问题。李洱回答说：“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儒道释三家不分，农民们更是如此。他可以给关公烧香，又同时信奉释迦牟尼，这在西方看来肯定很奇怪。很多农民也信奉基督教，虽然他可能不知道耶稣两个字怎么写怎么念。有时，农民们甚至会供奉一棵老树，如果他认为树上住有神灵的话。中国人总是从不同文化当中选择他需要的那一部分，然后为我所用。当然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开放心态。这些现象对西方人来讲，大概难以理解。”

    聊到最后，李洱还说：“很多中国农民对西方的了解,可能要大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默克尔听了以后点头说, 她认为这是个事实，“西方知识界应该更多了解中国。”

    德国热卖的中国小说

    在挑剔的德国图书市场上，《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本。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译者Thekla女士（汉名夏黛丽）在德国慕尼黑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看到李洱的小说集《饶舌的哑巴》，她非常喜欢。她觉得李洱的小说与她看到的大部分中国小说不同，既有纯熟的现代小说技巧，又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

    接到夏黛丽的电话时，李洱正在郑州大街上的出租车里。李洱向夏黛丽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花腔》。看到《花腔》以后,她非常喜欢，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愿意自己付版税给李洱，买下了德文版权。

    因为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花腔》的翻译异常艰难。随后出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她决定先翻译这本书。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DTV出版社出版。DTV出版社又称口袋书出版社,是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出版后，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的奥迪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在慕尼黑和柏林，李洱朗诵中文，一位女演员朗诵德文。德国的记者告诉李洱，这是他们所参加的最好的朗诵会。出版商也没有想到，朗诵会之后现场的签名售书就卖了两百多本。

    李洱在柏林换坐地铁的时候，顺便拐进了一家书店。书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有一幅很大的照片，从面相上看是中国人，很熟悉，也很陌生。李洱好奇地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

    回国以后，李洱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一叠报纸，上面都刊登着《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书评和对他的专访。“我估计默克尔大概是通过报纸书评知道我的小说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出版两个月里，首印的4000册全部卖完，后来又加印了4次。因为它的畅销，出版商对他的《花腔》也有了信心。曾经出版余华小说的斯图加特出版社，以高价买走了《花腔》的版权。

    到现在李洱还不清楚，德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从出版社和翻译那里了解到，“许多德国人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是通过那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他们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石榴树上结樱桃》在西方读者眼里，是一把打开中国社会大门的钥匙。2008年3月，企鹅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来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是铁凝、贾平凹和李洱。

    不一样的乡土中国

    反映中国当下乡土生活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只是李洱为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所作的练笔。此前，李洱的小说一直在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状态。

    李洱是河南济源人。他的祖父兄弟4人，有3位到过延安,但后来遭遇各不相同，其中的悲欢离合，一言难尽。李洱的父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母亲一直在家务农。如父母所愿，李洱和3个弟弟都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进入了城市，分别成为公务员、大学教师和外科医生。“坦率地说，小时候在农村，我跟农民们的交往不是非常多。但是很多邻居、亲戚会经常来串门，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我至今仍然和他们保持着交往。”李洱说。

    和同为河南作家的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佩甫等不同，他们写乡土是往非常沉重的地方走，很痛苦，但李洱认为实际上农民是很乐观的。“他们有一个沉重的痛苦的背景，但他们也有喜悦和快乐，能够通过反讽从沉重、痛苦中瞬间解脱出来。他们通过戏谑和自我反讽来减轻自己的重负。如果没有这一面，沉重和痛苦会把他们彻底打垮。”

    不久前，《人民文学》杂志约请李洱给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写一篇短评，李洱在二十多年后头一次读了这篇小说。他发现当年陈奂生在县城旅馆里偶然遭遇到的现代生活，比如沙发、席梦思床、电视机，早已经进入到普通农民家庭。但很多的城市读者对乡村生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陈奂生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作家写乡土小说是个强项，乡土中国一直是中国的定义。但以前的中国作家处理乡土生活的时候，要么把乡土、农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式的，比如沈从文《边城》；要么是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式的，如《红旗谱》、《金光大道》、《暴风骤雨》、《白鹿原》。它们在很长时间构成了乡土文学的主要潮流。我们写了近一百年的乡土中国，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其实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讨好的，而具体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当下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却没有人写，说得绝对点，我们还看不见一个真正的乡土中国。”（摘自2008年11月6日《南方周末》 作者：张 英 李邑兰）【原标题：李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