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资料图片）

    刘庆邦，河南沈丘人。60年代初中毕业，在河南新密煤矿当矿工。在煤矿工作9年里，他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写作方面的才能，他从煤矿被调到《中国煤炭工人报》当记者。在报社工作了近20年后，2001年调到北京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作家圈子里，刘庆邦被称作“劳动模范”，因为他写作非常勤奋，闻鸡起舞，日日笔耕不怠。不过，30多年来他的写作只认准两个题材——煤矿和农村；同时他一直固执地认准短篇小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体裁。他的小说没有花俏的叙事技巧和绚丽的文字语言，但总有一种或感人或震撼的气质和力量，他被很多人视作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神木》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更是获得200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2003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今年，《北京文学》一连刊登了刘庆邦的两篇小说《八月十五月儿圆》和《哑炮》，他的作品研讨会也刚刚举行，这在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你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你在煤矿工作过9年，又在煤炭报工作了十几年，似乎一直与煤矿关系密切。

    刘庆邦：我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井下的各种活都干过。不过我在井下干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调到矿务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去了，那会儿叫新闻干事。后来我调到北京，编一个煤炭部下属的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原话是毛泽东称赞煤矿工人的，被当成了杂志名。后来杂志改成《中国煤炭工人报》，我在那里当记者、编辑，干了十几年。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刘庆邦：我写得比较早，1972年开始就写了，当时还是在矿上当工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一直都在写关于煤矿的题材。

    刘庆邦：我写煤矿、农村这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比较熟嘛。我对农村更熟，但从农村到煤矿后，觉得煤矿生活有许多文学因素在里面。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么说？

    刘庆邦：我觉得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比如说，文学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抗争吧，煤矿工人与自然的抗争是最严酷的。文学要表现死亡，矿工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要表现性爱，煤矿是男性的世界，缺少女人，矿工对女人特别渴望。在矿上、井底严酷的环境里，人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容易发现。城市里，人们都戴着面具，矿工在井下不一样。矿工经常面临生和死的问题，这时候人性就不能隐藏，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和战场上有些类似。我目睹了好多这种情况，令我很震撼，写起来就比较容易。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

    刘庆邦：对。我一直与煤矿联系得比较紧密。我每年都到矿上去。当记者时，大的事故我都去采访过。后来煤矿一出了大的事故，都点名让我去采访。我跑过好几个大的事故。当了专业作家后，我也愿意到非常落后的小煤窑去。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吧，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少。越是生产力落后，简陋的小煤窑，文学的东西越多。比如前年，我到一个小煤窑去，那里用骡子拉煤，这是最原始的运输方法。每天矿工们的老婆都要在井上等骡子下班，领回家照顾得特别周到。我看那些矿工的家属等骡子，很有感触。后来着火了，烧死了几十匹骡子，也死了一些矿工。骡子是劳动力，就靠它挣钱，骡子对他们就像牛对农民一样。对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很想写成小说。
   
    我的敏感点是底层生活和贫穷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对煤矿生活这么有兴趣？

    刘庆邦：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敏感点。我的敏感点一个是底层生活，一个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些灯红酒绿、现代化的地方，我就没有感觉。对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总是比较容易发现素材和写作对象。

    南方都市报：写作煤矿题材，会不会有困难？因为记者采访矿难一向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作家去调查会不会好些。

    刘庆邦：记者采访可能会被拒绝。当了作家之后，不写报道，也不写什么纪实性的文章，只是去看看。通过朋友就去，在那住着，到处转转，没有什么阻力。

    南方都市报：你能不能算写煤矿题材最多的作家？

    刘庆邦：我写煤矿写得比较多。但从行业来看，全国写煤矿的文学作品是最多的，出来的作家也是最多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最早得奖的《丹凤眼》就是写煤矿的。谭谈的著名小说《山道弯弯》也是写煤矿的。现在很火的周梅森，他的《人间正道》也是。全国现在有十几个写煤矿写得好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煤矿出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刘庆邦：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煤矿生活与文学关系密切。再一个就是矿工的从业人员比较多。700万。那时候我们写作，是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不满足于成年在井下当矿工，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南方都市报：你也是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刘庆邦：对，因为写作的特长我才从井下调上来。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轻的作家可能既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写作兴趣。

    刘庆邦：现在年轻人写煤矿写得比较少，不像我们那一拨人。跟大环境有关吧，年轻人的追求有很多。再说很多煤矿的环境已经变了，有的完全是机械采煤，生活也不错了，矿工为什么还要写东西呢？

    南方都市报：除了对煤矿生活的了解和兴趣，你希望通过写作小说改善煤矿工人的生活吗？

    刘庆邦：有这种想法。我是矿工出身，我的很多朋友、亲戚还在矿上。我觉得中国矿难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近几年每年都有大约6000个矿工因为矿难死去，平均每天十几个。中国的矿难是全世界最严重，最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很现代、很强大了，但是矿难说明中国还是很落后。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你会在你的文学作品中写这些存在的问题吗？　

    刘庆邦：会写到。但我总觉得文学不能承载过多的任务。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文学是无用的。它不能承载什么，也不能推动什么。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就要认识到，文学要安于无用。文学是诗意、审美的东西，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你写小说也是从审美出发，而不是从反映社会问题出发，是吧？

    刘庆邦：对。我的小说有两个路子，一个是和现实关系比较紧的，像《神木》，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类小说是很严峻的；另一种是诗意化的，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比如《哑炮》，注重小说的美学、诗学、笔墨情趣，一字一句都像写诗。

    南方都市报：你的创作总是以熟悉的生活为题材。

    刘庆邦：我写小说是一种回忆的状态，写我自己熟悉的生活。回忆能和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才能产生美。如果太近了，有时看不清，产生不了美感。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别的题材？你写了近500万字的小说吧，各有一半是农村和煤矿的。

    刘庆邦：城市生活的我也写过一些，但写得不是很好，也不够有影响。以后我想会写的。我觉得农村和煤矿我还没写完呢，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我觉得我积累得最丰富的生活还没怎么写呢，比如说我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我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就是写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一直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的艺术，但是它又离不开作家的生活和人生经历，这就有一个怎么裁取、点化的问题。往往我们从实践生活中只找到一点点，后来进行升华、概括，再把它变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现实是不对应的。它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精神世界，也叫心灵景观，是作家个人的心灵景观。
　　
    不放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南方都市报：现在来说，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少，为什么你一直坚持以短篇为主？

    刘庆邦：最早是因为，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煤炭报上班时没有时间写长篇，都用来写短篇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我喜欢短篇。我觉得短篇小说更贴近更纯粹的艺术。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刘庆邦：因为它体积小啊，容不得更多的人物，容不得很多的废话。它要求很精炼，文体结构很讲究，要有爆发力，文字要讲究，是更富有诗意、更富有技巧性的一种文体。我曾经说过，我对写小说有“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写短篇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挑战。我自己差不多写了一两百个短篇小说了，每写一篇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在笔记本上记着，反复想来想去，觉得成熟了才动笔写。要挑一个短篇的题材特别的难。不是说写熟了就容易了。每一次开始写的时候，我都想，这能不能写成一个完美的短篇呢？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什么才是完美的短篇？

    刘庆邦：所谓完美的短篇，有各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支撑点，或者说叫小说的眼睛吧。在结构方面，能放得开，收得拢，说白了就是要有头有尾，是完整的小说，不是半拉子小说。短篇小说收尾要收得好，是一个升华，要是收不了尾，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至少说不完美。同时短篇小说对语言也很讲究。通过语言的讲究，营造出一种小说的味道，小说里要包含作者自己的气质、灵气。我对语言的要求是“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三句之内须有灵语”。如果一个短篇，写了一段还没有属于作者自己的语言，就是灵动的飞扬的语言，我觉得就很不成功。短篇小说对语言强调到非常高的高度，除了每一个字都讲究，还有一个灵动飞扬的要求。好的短篇小说都有这样的气质，像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一看就是灵动飞扬，非常有味道。

    南方都市报：目前国内好的短篇小说很缺乏，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刘庆邦：一个是好的短篇小说很难写，再一个是写短篇小说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差距太大。

    南方都市报：不管从稿费考虑也好，从各个文学奖评奖的倾向考虑也好，写短篇小说似乎都不合算。

    刘庆邦：对，对。写小说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是全身参与的一项活动，不仅是脑力劳动，各种感官都要参与，嗅觉、触觉、味觉，都要调动起来参与创造。写短篇小说也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作。像我现在的状态，全职写作，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开始写，写一整天，每天都不停，一个星期下来可以写完一个万把字的短篇。你说，花那么大的精力写一个短篇，收入那么少，跟电视剧本什么的，根本不能比，人家干嘛费那个劲？除了对文学特别热爱的人之外，别的人是很难写好短篇小说的。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每年写多少个短篇？

    刘庆邦：每年大约十四五个，在国内算是多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写短篇写得不少，但后来我看契诃夫创作30多年里写了一千多个短篇，平均一年四五十个，真是不得了。所以我想，我还不能算多的。（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匡小敏）【原标题：刘庆邦：文学无用，且要安于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