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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白桦谈老歌:抒情不应有罪

2013/7/23 10:45:03 点击数: 【字体:

    许多外省人没来过上海,但通过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样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达,大致有个了解。

老作家白桦谈老歌:抒情不应有罪

    两年多没见了,大隐于市的老作家白桦明显消瘦,脸色也黑了些,精神却相当地好,上下楼梯时,谢绝了记者趋前扶一把的表示。他要了一杯咖啡,几乎一饮而尽。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天棚泻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家俱乐部大厅内,老人笑容灿烂,神情放松。这一次,话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歌。

    “那些老歌”,他指的是由老朋友陈钢策划推出的两张CD,内容为“歌仙”陈歌辛的“陈记”经典情歌,“那时我都会唱。后来参加革命了,听到同学还在哼,就有点反感。如今垂垂老矣,想起战争年代,觉得这些情歌或者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民歌如果唱唱,倒可以纾解硝烟弥漫时的紧张情绪。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被当作靡靡之音了,谁还敢唱?此后几十年里,我们被要求只许革命,不许生活,因为生活不可避免要发生爱情。那时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革命了,许多青年人的文艺才华都荒废了。”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访华,到了白桦所在的武汉军区,苏联军官问起中国军队里哪首歌影响最大,中方回答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齐声唱给客人听。对方听了一脸困惑,他们想不到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军规居然能谱成歌曲,一唱就是几十年。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情歌并不“沉默”。《喀秋莎》就是一首情歌,后来还用来命名一种威力强大的火箭炮。

  “几十年来,军规与爱情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白桦表情沉痛地忆起一位战友,他叫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那是一个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高如星是一个羊倌,放羊的时候就学唱晋陕地区的民歌,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他都熟悉。1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二○师的“战斗剧社”,搞起了乐队演奏。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白桦与高如星一起去了,并和战友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筑路部队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国传开,又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那年他才21岁。

  1953年,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如星在出访途中拼命学俄语,很快就能与苏联人交流了。《喀秋莎》、《山楂树》、《遥远……遥远》、《伏尔加船夫曲》等名歌,还有柴科夫斯基、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让高如星非常震惊,他的零用钱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一些苏联留学生聚会。中苏交恶后他受到了怀疑,以至留党察看,调离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搞创作。

  “高如星在那个时候写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时为《柳堡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写出了爱情与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本子就拍成了电影,但在“文革”前夜又遭到批判。这部电影与《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其实我们一下连队,战士们都围着高如星唱他谱曲的歌,老百姓也会唱。”白桦说,“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开除高如星,还是罗瑞卿总长保了他,但‘文革’一来,他被打成苏修特务,被强逼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后来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引起感染,再后来创伤部位发生癌变,等发现时已到了晚期。病中的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也必须戴着手铐,他不肯受辱,病也不看了。临终前三天,他让妻子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死者要火化了,有些人还不准家属给他穿军装。我们看不过去了,怒斥那些小人:是你们让他穿上军装的,为什么今天又不许他穿!他侄女送他去火葬场,边推车边唱着他作曲的歌。”

  说到这里,老作家有些哽咽。“《九九艳阳天》在当时就是流行歌曲,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歌厅里还有这首歌,但唱的人有谁还知道曲作者呢?”

  “文革”结束后,高如星得到了昭雪,白桦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战友,这篇文章还收入新近出版的《白桦随笔集》里。

  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想不到,在荒谬的年代,抒发人类纯真的、健康的情感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实,一首好的歌曲可以让人的感情变得丰富而细腻,也可让后人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与风尚。我们就是通过苏联歌曲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情与理想的,并汲取追求美的力量。歌曲有时候比其他文艺样式更具想象空间,更能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老作家话锋一转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上海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敞开大门吸纳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后形成自己的东西,这些老歌就没有离开本土文化,至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成了城市的灵魂。过去许多外省人没来过上海,但通过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样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达,大致有个了解。金嗓子周璇唱过一首歌,其中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它起’。听听,粪车——报晓鸡,两个毫不相干的意象连在一起了。粪车是今天的歌曲不屑于表现的污秽之物,但经周璇一唱,谁也不觉得肮脏,上海人市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亲切,贴切,这就是上海人的气度。二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宽容,会给年轻人很多机会。赵丹也跟我说起过,当时他们真是穷光蛋,但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上海呢?就因为上海给了他们展现才华的机会。上海为什么在30年代突然繁华起来?也因为宽容,因为给了年轻人机会。比如聂耳,当时大家都叫他耳朵,他没有拜见过一位大师,死时也很年轻,却成了大师,就因为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文化。赵丹还跟我说了,当时他们来到上海,可以躺在外滩的大饭店门口大叫大喊的,他们确实是穷光蛋。但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他们的。”作者:沈嘉禄【原标题:老作家白桦谈老歌:抒情不应有罪】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新民周刊 2009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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