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简介

    原名陈佑华。１９３０年生于河南，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１９４７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１９８５年转业到上海。１９８８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１９８６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法、德、日、澳等十几个国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均有结集出版。

　　１８日晚，著名作家白桦应邀做客深圳中心书城“深圳晚８点”活动，并在此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年届８０岁，从文６５载，白桦生于忧患，历经坎坷。他自称经历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自己一直在砧上承受锻打。回顾漫长的文学生涯，白桦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读者终于理解了我”。

　　谈文艺批评：

　　应当旗帜鲜明，也许看法不对但应真诚

　　记者：在您的作品每一面世便引来争议的上世纪８０年代，这种争议至少还是一种全民对文学的关注，而新世纪以来，文学已被边缘化，极少受到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白桦：事实上，现在人们对作家的要求更高了，抗日战争时期舞台剧很好写，只要上台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便一片热血沸腾，而如今一部剧要写得又深刻又好看才能被接受，光有口号不行。现在大量作品是不好看的，浪费了很多文字。但是，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反倒可能出现好的作品，好作品不是在很容易点燃的时候出现的，就如不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过的：我每本书只要２０００个读者就很满足了。我们有些作家喜欢轻易成为拥有成千上万读者的作家。

　　记者：的确，时代在变化，就如您在一封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到，现在的世界不知不觉滑入了“实际”的时代，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已过去了。

　　白桦：现在社会很多毛病有部分原因和理想的缺失、破灭有关，其实理想主义不一定完全是坏的东西，如果理想主义变成盲从，是坏事情，可是没有理想主义就变成盲目了。

　　记者：您对当下的文艺批评又如何看？

　　白桦：不客气地说，现在大部分批评文章都是用钱买来的或通过私人渠道请人写的，这种文艺批评文章说作品坏也没人注意，说作品好也没人注意。真正的文艺批评应当旗帜鲜明、真诚，也许你看法不对但你应该真诚，表达的是自己真实的认识。

　　谈文学生涯：

　　有收获有遗憾，没能写出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

　　记者：今年您已是８０高寿，您的创作生涯也长达６５年，在这漫长的文学之路上，您有哪些收获和遗憾？

　　白桦：我的文学生涯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让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是什么，二是读者终于理解了我。

　　说到遗憾，今天回顾起来，是当我意识到很多问题时已经比较晚了，例如“文学到底是什么？”我最初的文学生活也自动从属于那个时代的要求。早年的散文、诗歌都比较表面化，没有认真地把笔触转向人们的内心、人性的本来面目。回顾起来过去的作品很幼稚，接触生活很浅。例如我在１９５１年创作的《山间铃响马帮来》，１９５４年拍成了电影。我当时写的和生活比较起来是失真的，把消极面掩盖了起来。作为边防军人体验的更为复杂些，在执行重大任务时也有偏差，但我写时不敢触及，否则人性可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把国内战争写得很复杂，敢揭示人性阴暗的一面。但我写得很平面，生活是多维的，不是平面的。生活本来就是深刻的，不需要拔高，那时我观察生活没有站在很高的历史的角度，而是进行了平面化的处理，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写出来，我感到遗憾。当我认识到这点时，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已过去了，希望年轻作家不要重复我们这代作家的道路。

　　记者：说到年轻作家，您是如何评价新生代作家的呢？

　　白桦：他们当中有很好的，比如说韩寒，虽然他还没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我欣赏他的锐利，我经常上网看看他发表的观点，我上网有十几年了，用过了５台电脑。但是我发现，现在有部分年轻作家还在重复我们这代人的路子，没吸取我们的教训。文学要有突破，不是由别人告诉你该走什么路子，要“主观突破，客观认同”，自己要主动寻求文学的突破，而这种突破最后能得到认同，不然的话就永远在框框里跟着别人走。现在的文学环境比我们那时要好得多，那时我们突破了，未必能得到承认，或敢于认同。现在已经有了突破被认同的可能，新生代作家要珍惜现在的文学环境。

　　记者：能谈谈您当年寻求文学突破的情况吗？

　　白桦：我的突破最明显的阶段是新时期文学时期，我认识到很多问题，比如写战争时该怎么对待战争，我写《今夜星光灿烂》时感到应该写点人性的东西、写人的心灵。我写了年轻的士兵为缔造一个新的国家、为他们的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写他们真诚的心灵，也包括一些伤感，这种对未来结局的伤感仅写了一种诗意的氛围。但这部作品出来后被认为宣扬人道主义、把战争写得残酷、付出牺牲，而当年许多有理想的年轻人牺牲掉是历史的存在。

　　记者：你想过放弃文学吗？

　　白桦：我没想过，我跟儿子曾有过一段对话，他说：“您能换一种方式来生活吗？”我说“不能。”社会就是在坚持中发展的，没有坚持，文学不可能打动人心，它会平庸，没有思想的光芒。现在很多作品没有思想，其实生活是很深刻的。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突破，这些年来文学环境比过去好很多，文学突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些。

　　谈胞兄叶楠：

　　文学主张开始差别很大，但最终走到了一起

　　记者：您和您的孪生兄弟叶楠先生被誉为“中国文坛两棵长得一样的树”，您觉得你们兄弟的文学创作主张一致吗？

　　白桦：不一样，叶楠的文学主张在开始和后来也不一样。叶楠是比较谨慎的人，开始他认为文学不必要深入地干涉生活，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我的看法则相反。开始我们的差别很大，有段时间我和他的来往很少，在他得癌症后的最后两年，我们走到一起了，在他快去世时我们的文学主张和观点已经很接近。我的文学主张是：生活是什么样，我们至少要把它还原，然后才能达到有深刻的认识。

　　记者：您和叶楠先生之间有过合作吗？

　　白桦：只有一次合作，就是他编剧的电影《巴山夜雨》的插曲《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是我作词。

　　记者：您两兄弟都选择了一种树作为笔名，是商量过的还是巧合？

　　白桦：叶楠原名陈佐华，我原名陈佑华，他是哥哥。我们的笔名没有商量过，当时我们各自参军，在两个战场，没有在一起。当年参军我先走，那是１９４７年，我１７岁，他问我将来要干什么，我说要写诗，他又问我会起什么名，我就临时起了个白桦的笔名。之所以起这个名，是因为当时地下流传了很多苏联歌曲，我受这些歌曲的影响很大，其中有一首《田野白桦静悄悄》，那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树，它的形象很高洁。从此在部队里我就用这个名字至今，没再用过原名。１９５９年，叶楠创作了他的首部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剧